孙郁， 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著有《鲁迅忧思录》《鲁迅与俄国》《民国文学课》《往者难追》《思于他处》《孙郁散文》等。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朱自清散文奖、丁玲文学奖等。
孙犁的女儿孙晓玲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写了本新书，回忆父亲的日常生活。她把我的一篇文章作为书的序言印上去，让我感到意外，但一面也想，这是自己与孙家的缘分。我没有 见过孙犁，但他有些生前好友是我的朋友，这些年，与孙犁家人有过一点交往，亲切感自不用说。在我成长的路上，孙犁是影响过我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感到这位前辈的分量之重。
我一直觉得孙犁身上有许多谜，要破译起来，并不容易。他在抗战期间写下的文字，都奇妙得很，比起许多小说家，更深地切入时代的路径，且不失人性之光。那时候，大众化的理念，在文坛被一次次提及，因为作家把目光投射到民间文学中，审美意识与象牙塔的距离变远了。主张抗战文学的，不再提倡早期新文学家一贯的理念，而是强调旧形式的利用。章回小说、民间戏曲的重要性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也的确带来鼓动百姓的作用，在强调写作的宣传功能的时候，作品也不免出现平庸的现象。施蛰存在《新文学与旧形式》一文中就指出：
我们谈了近二十年的新文学，随时有人喊出大众化的口号，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以至于在这戎马倥偬的抗战时期，不得不对旧式的俗文学表示了投降。这实在是新文学的没落，而不是它的进步。我希望目下在从事写作这些抗战大鼓、抗战小调的新文学同志各人都能意识到，他是在为抗战而牺牲，并不是为文学而奋斗。
施蛰存的观点是从审美立场出发的一种感叹，左翼作家未必都会同意。一个特别的例子是，在冀中平原出生的孙犁，却体现了异乎寻常的创作力，他不是靠旧式辞章激活了审美，而是在大众生活中找到新文学的表达内涵，在深挖乡村生活抗日主题的过程中，也保持了新文学的基本品质。
青年时期的孙犁曾仔细研究过鲁迅作品，对于先生的知识结构、翻译趣味和小说特点，都有过认真的梳理。因了鲁迅，也接触了不少外国小说。作家如何介入生活，怎样保持写作的鲜活度，是很有心得的。孙犁知道，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是难以下笔的，要表达的，应该是生活里刺激过自己，甚至影响过自己的部分。在四处转战的日子里，最为熟悉的是后方的情形，从这后方的民众命运里，也感受到战场的风云，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都深深地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作品多从人性出发，描述善良的人与残酷的战争的反差，美丽如何遭受不幸，意志又如何克服了苦难，显得自如、得体，水到渠成。
过去为了讲文学史，我写过一篇小文，大意是，在延安时期，孙犁的文字开始成熟，与当时其他一些作家不同，他写作时，忠实于内心的第一感受，不太去重视外在的观念。有时候文字中有自己的影子，又不固步自封，心贴在大地上。在注重文学的宣传功能的时候，他不忘鲁迅的话，“求内容的充实与技巧的上达”，生命感觉是深切的。这一点，他与萧红的创作在什么地方有相似性，于丰富的内觉中再现生活，而非从观念出发。思想与爱憎，融在具体的细节与画面里，没有早期左翼作家的左派幼稚病。
无论是《荷花淀》还是《芦花荡》，都给乡村的生活带来一种时代感，宁静的水区和芦苇荡，有着迷人的气息。与沈从文赞美那些与世隔绝的超然的美不同，孙犁笔下的乡村社会，宁静中有紧张、有血腥，但也有人性之暖意和缕缕灵思。战斗的队伍里并非都是土里土气的人，其间艺术、学识、爱的品质织成高贵的心灵之图。《琴和箫》里的参战的夫妇和两个孩子，都极具艺术天赋，他们的形影，给炮火中的生活带来了绵绵情思。《丈夫》里写的那个村子里出来的军人，是一个书迷，在村子里每每不忘诗书世界里的精神之火。这些与芦苇荡里的摇橹的船夫、编苇席的村妇，构成了迷人的水乡之图，那片被践踏的土地，原也带着超然之趣，流水里亦有美的声音。但孙犁并非醉心于这种世外桃源式的境界，那些不过是战斗者精神的陪衬，在平淡和秀美背后的承担感和救赎意识，才是增加作品感染力的原因之一。
特殊时期的所历所感，被孙犁巧妙地勾勒入文。小说《嘱咐》生动出奇，作者写水生外出打鬼子，八年后路过家乡，请假探望亲人，一路心情，缠绵而柔软，自责、惭愧等感受杂陈。与妻子见面的片刻，真实感人，又带着东方人的含蓄。八年里，父亲逝世，孩子长高，妻子劳顿，但大家谁都没有抱怨。这次重逢，仅仅半天不到，一早妻子就送丈夫又出发了。送别的方式很奇特，用的是冰床，在结冰的白洋淀上悄声行进着。一面是不舍，一面是诗意的画面，最冷酷的与最暖心的元素汇成一幅冬景图，暖流里的光，晨星般闪烁在头上。
孙犁在战乱中，笔下带出一股轻灵之风，在描述残酷的存在的时候，不忘的是人的爱意的捕捉。《光荣》写一个叫原生的青年外出打鬼子，妻子不解，滑落到暗地，但妇女干部秀梅却在家乡默默工作，帮助原生的老人，支持着前线。最终二人走到了一起。这个爱情故事，有着民间的善恶之辨，家国之情也被演绎得楚楚动人，思想上的隐含也清晰可辨。孙犁写乡下女子，美丽而传神，对于内心纯然气质的勾画，动人之处不逊于沈从文。四十年代末，在《山地的回忆》里，写了为小战士做袜子的女孩，心直口快，又善于助人，在最艰苦的环境里，那些山里人的无私之情，像山野里的清露，含着草香。现代作家中善于写女性美的，有很多，巴金写女性，也是纯美的，不过他好似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多为幻影里的投射，这与他信仰的安那其主义有关。孙犁却飘出泥土里的声音，是大地上的写真，是田园诗与边塞诗的交融，是乡土精神与战争意识的汇通，这些都在土地上犁出了道道诗行。
十四年抗战，中国人的损失是巨大的。孙犁亲身体会到反抗侵略的代价，不止一次写到了死，但笔触是淡淡的，有时候侧面多于正面，间接胜于直接。以存世者的眼光，回望着美的陨落，可谓百感交集。《琴和箫》写大菱、二菱受父母影响，都喜欢乐器。但在战斗中，父母不幸牺牲，而两个有天赋的孩子，在转移中也不幸中弹死去。他们本可以有一个完美的家，也本可以成为不俗的艺术工作者，但一切都因战争而终止了。小说中的“我”听到孩子去世的消息后，惆怅感不由升起。作者以战士的口吻，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当然，我想起那些死去的同志和死去的朋友。但是这些回忆抵不过目前的斗争现实。我想，我不是靠过去的回忆活着，我是靠眼前的现实活着。我们的眼前是敌人又杀死了我的同志们、朋友们的孩子。我的眼前是一个新局面，我们将从这个局面上，扫除掉一切哀痛的回忆了。
我整天就在那一个小庄子上工作，一股力量随时来到我的心里。无数花彩来到我的眼前。晚间休息下来的时候，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间升起。忽然，我也想起在一个黄昏，不知道是在山里或是平原，远远看见一片深红的幕布，飘卷在晚风里。人们集齐的时候，那上面第一回出现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一个人拉南胡，一个人吹箫，演奏给人们听。
这是战争岁月里的审美，不是高声呼号，也非慢慢的吟哦，在《白洋淀纪事》的系列作品里，读者看到了战乱、反抗、死灭、希望……那些可爱的人都是有着生活与情感的丧失的，为了抵御侵略，牺牲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在不得两全中，奋不顾身才显得那么动人。小说写了五颜六色的乡民，并不掩饰国民性的问题，但反侵略启蒙了百姓，唤起了大众，是清清楚楚的。晚年的孙犁，对于批评家将自己比附为沈从文，不以为然，他知道，自己笔下的乡村，不是超然之图，而是一个大时代到来之前的沉默和不安之景，是人心从暗夜里走出，迎接曙色的一次次眺望。
读孙犁作品，觉得是受到俄国“同路人”作家的影响的，即善于从侧面写一个时代的变迁，在细小的片段，折射心性之原色。札弥亚丁、裴丁、雅各武莱夫等作家无不如此。但孙犁剔去了旧俄作家的灰色、绝望之气，代之而来的乃是清新、纯然之色。不妨说，以逆反的方式，嫁接了审美之枝，生出另类的花叶来。这种摄取域外经验的方式，在国内并不多见。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精神背景，也大有可琢磨之处的。
这是有趣的：写出土地真魂的孙犁，不是用俗语与民谣，或民间艺术完成这些的，而是用了新文学的语言和外国小说结构，即以新形式写出新内容来，但又不失本土性。京派作家也写乡土，但是有些象牙塔中人的儒雅，不免雾里看花。孙犁是战争队伍里的一员，知道血与火，懂得爱与恨，且又善意地打捞出人性中最为柔软的闪光。这在战争文学中，殊为难得，不仅有别于茅盾这类写实作家，与赵树理也完全不同的，他有京派的修养而拒绝了书斋之气，含乡土精神而无凝固之感，通透、自然，文字里流动着云水间的气息。看那些短篇之作，格局都不太大，人物也略显单薄，而人性之井深邃。以往的小说概论，都不太好解释这样的文本，那么说他属于独辟蹊径者，也是对的。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好，文章出入于古今之间，却无老气。我猜想这与他早年在白洋淀的经验有关，原野里的树，耐得住风雨，无论怎么苍老，样子都是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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