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新作《登春台》，以40余年时代变动为经，以春台路67号（神州联合科技公司）为纬，借由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的生命故事，以素朴、抒情的诗性笔调编织起有关当代人的欲望、情感、关联、命运、生死、时间危机与生存困境的精神图景。惶惑与痛楚、创伤与救赎、自我与他者、自由与道德、存在与命运，这些宏大的哲学命题，都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细致叩问。格非将视线下沉，聚焦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于中开启生命的潜能与本真的意义，通达澄明的存在。
探讨关联、偶然与命运的复杂互动
格非擅长“将一件平常之事极力渲染为神奇命运的微妙暗示”，早年《敌人》等作品中那种似有若无的宿命气息与神秘意味，仍或多或少地盘踞在《登春台》小说文本的上空。在《登春台》中，格非醉心于探讨关联、偶然性、必然性与命运之间的复杂互动，不难看到其中受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影响。在存在主义视角下，个体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强调个体的选择和责任，不受外部必然性的束缚；而在现象学中，偶然性和必然性被视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要素。
在关系哲学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呈现为客体性关系、主体性关系、主体间性关系，一切事物的本质都存在于关联之中。小说以诗意的语言、晓畅的故事对于玄奥的关联进行阐发。《登春台》中，来自江南的笤溪村、北京的小羊坊村、甘肃云峰镇、天津城因偶然的联系聚在一起，最终又必然走向了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小说一再提及牛顿的神秘箴言“上帝是关联的声音”，以及洛伦兹的警句“世界上那些看似没有什么瓜葛的事物，实际上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都提示了世界的本质。关联代表了宇宙的绝对运动，世界的必然逻辑，文明发展的轨迹，人类的生命意志。关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是隐藏、掩饰、还是逃避，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都不可避免地与关联迎面相撞。而在“后人类”时代，技术空前入侵人类生活，算法、大数据、监控的幽灵实现了世界万物瞬时互联，任何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都随时能引起太平洋的风暴。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名字有着鲜明的隐喻意味，当它全面投入数字化运营的怀抱，也意味着整个神州都因为科技被联合在一起，成为世界命运中的一环。
尽管世界的运行朝向工具理性不断滑行，偶然性仍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没有偶然性的发酵，也就没有个人命运的奇诡，这便是命运的不可知性。在这一点上，格非与他最欣赏的作家博尔赫斯心意相通。博尔赫斯的《南方》中，主人公因为偶然的擦伤而丢掉了性命，而《登春台》小说里，所有人的命运浮沉，都被千丝万缕的偶然性蛛网系在一起。沈辛夷因母亲勒索式的亲情而与桑钦发生了生死纠缠；陈克明因为一趟雨夜出租，而与周振遐产生交集，并成为公司接班人；姚岑也仅仅是因为来自茯西村，便与蒋承泽、周振遐产生了一生的情感羁绊；蒋承泽一手打造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明夷社读书会，无意将所有人绑定在一起，他成为不在场的幽灵，影响着每个人……冥冥之中有限性的因子，经由偶然性的发酵，不相干的人事被纠缠在一起。在命运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的排列组合中，无限性溢出了理性王国的酒杯。
小说十字路口的回转，奏响人生的乐章
格非曾将小说作家分为文体家和思想家两类，前者以法语作家为标志，如福楼拜、纪德、普鲁斯特、格里耶；后者则以俄语作家、德语作家为代表，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穆齐尔等。如果说格非早年是着意于文体家的努力，在先锋小说浪潮中以“叙事迷宫”打造独特的个人风格，那么，近些年的格非，则有意朝思想家转向，实现小说十字路口的回转。他更加重视简约的力量，如周振遐一般精心修剪文字的花园，舍弃那些怪异、艰涩、枝蔓，塑成美丽的枝丫，朝向雷蒙·卡佛、海明威、博尔赫斯、福克纳，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折中里，用力开掘重回伟大的传统的道路，致力于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直抵本质的真实。
小说放弃了晦涩的叙事迷宫，以简洁、质朴、流畅的故事，从存在论的意义上对命运进行追问和沉思，既避免了艰涩难懂，又绕开了平庸乏味，故事为哲思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而哲思赋予了故事深沉的内核。
在《登春台》中，格非再次展现了独特“格非经验”，也即“将视野之阔大和叙事之精微有效结合的经验”。作为学者型作家，格非对于小说的艺术有充分的自觉与审慎的克制。他的作品内容深邃、蕴含深厚、场面宏大，同时也充满了文体上的警觉。叠加态的社会进程，城乡生活的剧烈变动，阶级分化的巨大差异，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伦理的空前变化……一刻不停、永续变化的狂飙时代不允许人有喘息的机会，而格非以静制动，从细微之处观照时代的磅礴。从“江南三部曲”的大历史到《登春台》的小历史，格非一直保持着对于中国人精神史、思想史、情感史的敏锐观照。
格非酷爱音乐，音乐的抒情性深刻影响了他的小说。他醉心于博尔赫斯对于音乐的表述，“只要音乐还在继续，生活还是有意义的”。音乐的幽光狂慧，给他带来了别样的人生体验，也影响了他的文学表达。音乐给格非带来了克制的美德，句子长短错落，简约、干净而富于节奏美感，在抒情性的基调中，体察存在的本质。京剧《凤还巢》、评剧《花为媒》等音乐形式频频入文，成为推动叙事进展的重要动力，音乐的意象、歌词、形式、结构等元素都被有机地化用在文本之中，使文本表意变得更加丰厚，实现“跨媒介指涉”。在苏珊·朗格看来，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态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登春台》中，采用了“四声部”音乐结构方式。小说4个章节对应着4种叙事语调、叙事风格与叙事声音。声部的变换，造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复调效果，四声部交替叙述，多重叙事声音共存互动，4个叙事视角相互补充，强化了故事的张力和叙事力度。四声部多而不杂，共同构成了人生乐章的和声，而这些通通指向一个命题，便是存在。沈辛夷是存在之痛，窦宝庆是存在之罪，陈克明是存在之欲，周振遐是存在之寂。由痛而罪而欲而寂，仿佛构成了人生的循环终章。
在存在与救赎中，实现相互守望
自“江南三部曲”以来，格非不断将视线下沉，不再拘泥于知识分子叙事，而是以同情与悲悯的眼光观照更广阔的社会人生。与早年痴迷于死亡不同，格非如托尔斯泰一般，对普通人的生活倾注了充分的悲悯与尊重。他深知处在生存困境中的普通人，也正是时代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当他下笔时，倾注了无限深情。格非不动声色地呈现生活的残酷逻辑，而当审判的闸门开启，他又寄予一丝温暖和慰安，借助孤独与死亡的母题，探索人的存在与救赎。
雷蒙·威廉斯曾指出，孤绝的个体是高度密集的社会性网络的产物。小说也借此反思了关联带来的困境。格非自言，“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不喜欢共谋和合作，喜欢冥想而倦于人事交往”，出于这种好静的心绪，格非难掩对麦尔维尔、穆齐尔、志贺直哉等人的偏爱。他们笔下的巴特比、乌尔里希、时任谦作，都是典型的拒世遁世、内心孤绝的“巴特比主义”者。在《登春台》中，同样有许多“巴特比主义”者。他们为社会性所困扰，被折磨得不堪，人与人之间过于繁杂的联系，成了他们痛苦的根源。桑钦有一种梭罗式的“寂静的绝望”，窦宝庆在杀人的罪恶之中陷入沉默的深渊。沈辛夷被性侵后，对于声音怀有普鲁斯特式的神经过敏。同样的，周振遐也长久地被邻居的噪音搅扰得痛不欲生，“稠密的人际关系”让他窒息，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群，让他厌恶。他毕生所要追求的，不过是“重新融入自然的心灵平静”。对于人群的厌弃，是他们的共通情绪。他们致力于在令人厌憎的现实世界之中，开拓一块飞地，实现“消极自由”。在“灵魂将尽”的时代，他们渴望以“隐世”的本能冲动，作为“自我保护”的策略，正如《老子》第二十章所言，“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对于内面的人来说，孤独能够建立一种真正的联系，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起一种马丁·布伯意义上的“我—你”的亲密关联。“我—你”关系存在于人与万物的关系中，它是深层次的、完整的、全面的、有爱的联系。尽管命运多舛，小说的最后，4个主人公有和解、有期望、有温柔、有坚守，他们重建了与世界的关联。
如果说遁世是无奈的逃离之路，那么直面死亡则是众人的解脱之途。书中的主人公们，都与死神打过照面。桑钦之死让沈辛夷陷入重度抑郁，姐姐之死让窦宝庆背负起复仇逃亡的宿命，蒋承泽之死让周振遐直面世界的复杂性，而周振遐的病重，则将所有人紧密围拢，让他们重审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肉体消失的担忧，生命的无意义的焦虑如帘幕一般，遮蔽了现代人的心性，而去蔽，则成为通达澄明的存在之境的必经之路。正如纳博科夫所言，人的存在只是两团永恒黑暗之间，一道短暂的光隙。在这光隙之中，正是审查生命意义的契机。
当生命本身成了某种无根的虚浮之物，死亡的提前到来，为人生提供了出神的片刻，也成为他们思考、反省、探寻生命意义的真正开端。只有凝视死亡的深渊，才能将生命重新理解为一种“潜能”、一种“觉悟”、一种“开启”。“生命的最终完成，需要有一种觉悟。”小说中，周振遐以“沉默的劳作”来完成自我的救赎，花园中盛放的欧洲月季，光华灿烂，热烈秾丽，映照出生命的空旷，也温暖了他骨子里的冷寂。明亮而清澈的“现在”，允许他在场。这样的吉瞬，有如神启，人间的扰攘、在世的忧虑，徒劳的挣扎，都显得卑琐无聊，至此，周振遐可以在纯粹的意识中，把握自为的存在。在与自然的融合中，周振遐无惧死亡，接纳了生命中的伟大必然与最终归宿。
《登春台》聚焦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剧烈变动，从关联、偶然、命运入手，借助于素朴精妙的诗性叙事，打捞“浮泛无根的时代”的凡俗生活，探求存在、救赎的可能。格非以其独特的宏大与幽微，抵达了生命的澄明之境。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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