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既是中国乡土文学最初的开辟者与实践者,同时也是“乡土文学”概念最早的提出者。在他的认识中,乡土文学是远离故土者书写于都市的侨寓文学,因而隐现着乡愁;在他的笔下,故乡又成为归乡知识分子眼中需要被启蒙的所在。其共通之处在于,无论是哀其不幸的忆旧,还是怒其不争的批判,都鲜明地显现出城/乡二元视角。而这一视角来源于其时世界性的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所要努力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缩小而非固化或扩大城乡差距。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由城乡统一走到城乡分离乃至对立,但最终必将走向城乡融合。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从城乡分立向城乡融合转型的过程之中。党的十九大与二十大报告均明确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目标。打破二元对立格局,优化、重塑城乡关系,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努力的方向。面对“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重要变革,新时代乡土文学能否表现这一新现实?作家又如何书写这一新现实呢? 城乡空间的打开,要求乡土文学扩大作品的题材范围。一个世纪以来乡土文学的内涵在变化,“乡土”的外延也在更新。丁帆将乡土小说的边界,由上世纪90年代的乡村、乡镇,扩展到小城镇,再到新世纪“都市里的村庄”。乡土文学正将触角慢慢深入城市。城乡的边界,无论是在社会还是文学层面上都已经改变,由壁垒森严到参差交错,尤其在城乡融合政策的催动下更处于不断淡化弥合之中。这里值得关注的有城乡的交界地区,如乡镇、城镇,正体现了城乡的毗邻性质与融合可能。在乡土文学将小城镇纳入范畴的同时,国家层面则将“城市化”追求调整为“城镇化”道路。费孝通先生就将自己后半生的目光由“乡土中国”转投向了“小城镇”。作为城乡的纽带,“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这是小城镇的独特位置。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书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处在城乡交界的“华舍镇”,代表了新世纪初对“小鲍庄”和“上海弄堂”之间新天地的探索。但小说虽落脚在城镇,却隐含了一条“乡村—城镇—城市”的单线程。实际上在现今的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才是常态,现实中的许多“离乡者”已经成为“城乡两栖者”。面对这种新城乡关系下的空间拓展与人口流动,单纯照搬传统乡土文学的书写模式,显然不足够。无论是安土重迁与锐意改革之间父子冲突式的套路,还是“离乡—返乡—再离乡”这一觉醒式的写法,乃至立意在表现城乡冲突的对“都市里的异乡人”的关注,都与当下乃至未来的乡土现实产生着越来越大的距离。如同两张车票,几日假期,便可往返城乡,乡土文学首先需要打破的是时空自限。 城乡语言的融通,要求乡土文学反映最新的语言现象。乡土文学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其根本是对语言的运用。这在显性上呈现为文本的叙述话语、人物的言语行为等,但在潜层上更要求作家对于真实的语言问题有足够的敏感与重视。方言土语的使用,一直是乡土文学的突出特色,既来自其书写对象的客观特征,同时也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土气息泥滋味”,不足以使人物活灵活现。“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乡音本就有着身份识别的功能,大至中国内外,小至城乡之间。如阿Q之鄙薄城里人,竟将未庄的“长凳”呼为“条凳”,这是传统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捍卫者在本能地抵制外来冲击。一般认为,人群的迁徙与区域的分明造成了语言的分化,但随着空间的联通与人口的流动,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自然也将有所变化。乔叶的《宝水》就展现了这种城乡乃至乡乡之间语言的接触和碰撞。主人公青萍,两三岁时从象城到福田庄生活,之后回到象城读书、工作,内退后又去到与老家同县的宝水村定居。她一生交织了多种身份,是乡村留守儿童,也是城市知识分子,是农村出身意义上的老乡,同时也是来自城市的“外路人”,既是离乡人也是返乡人。故事中的青萍经历了三重成长,并皆以语言为界。第一阶段,幼时在农村,因叫叔叔为“叔叔”而非“叔”成为村人谈资,被认为“撇洋腔”;回城读书后,则因蹦出方言“怪卓哩”被同学嘲笑,发奋练习普通话。第二阶段,初到宝水村,既有因听到家乡土话“卓”的默默一笑,也有不得不依靠他人帮忙解释一些词的困境。第三阶段,拾回福田庄的语言底子,开始对宝水村的土话驾轻就熟,说得自如,村人也爱听。这体现了标准语和方言在相互接触中,由冲突到隔阂再到融通的过程,实际上也象征着城乡逐步走向融合的历程。 城乡情感的联系,要求乡土文学关切民众的精神动态。尽管乡村与城市在自然地理、社会分工、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但两者在情感与精神上有着极大的相通性。因为,城市本就孕育于乡村。如刘易斯·芒福德在探讨城市的起源时,在生产力剩余这一物质前提外,更看重乡村为城市乃至人类发展提供的道德基础:“村庄的秩序和稳定性,连同它母亲般的保护作用和安适感,以及它同各种自然力的统一性,后来都流传给了城市。”村庄的爱抚养育职能乃至具体的饮食祭祀习俗,在城市中延续,其珍视劳动、强调民主、注重协作的精神,更在城市中发扬。传统之“物”的消逝是必然的,这不限于乡村还是城市,但物质之上所承载的精神情感却是可以承续传递的。一个有趣的巧合是,乔叶的《宝水》和杨志军的《最后的农民工》作为近年关注城乡关系的新作,都设计了兴建纪念馆的情节,不过一为乡村历史馆,一为城市记忆岛。城乡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一同感受着更新换代的阵痛,有着追新与忆旧的踟蹰,从而酝酿着共通的情感。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活变迁之外,书写农民深层的精神情感同样重要。事实上,随着公共教育的普及与通信传媒技术的进步,当下的城乡之间因接收信息的同频,在言论、思想上产生着普遍的共振。市民与村民追逐一样的热点,刷着相似的视频,表达类同的观点。海量的讯息裹挟着背后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借助网络无孔不入,早已突破了城乡的地理界限。而这理应唤起乡土文学写作者新的关注与反思。 需要反问的是,强调融合,是否会取消乡土文学的独特性?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是伴随都市繁荣和工业文明而诞生的,往往成为城市批判自我的乌托邦。当然,乡村也需要借助城市来返身认识自己,实际上建构的是一种由外部获得的相对自我。雷蒙·威廉斯就根据英国文学与社会现实,总结批判了田园怀旧主义与城市进步主义,二者始终站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城市一端。与之不同,中国的乡土文学大多坚定地走向了广阔的乡村与土地。沈从文或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或寻根文学,无论风格是抒情的还是写实的,手法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均主动打破城市凝视而立足乡土。但这些创作在不断形塑中国乡土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未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乡土文学守望的土地只能越来越少,于是“乡土文学消亡论”成为一种恐慌或至少需要辩驳的观点,此前兴起的“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讨论同样是城乡二元立场冲突的集中体现。新的现实与质疑的声音,必然要催促着新的乡土文学产生。在承认与正视差异的前提下,城乡融合代表了既不固守乡土也不复制城市,而是追求一种互补互促、协调发展的状态。书写这一新型城乡关系,对乡土文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机遇。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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