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4年第3期，刊出了苑楠的中篇新作《逃亡》。作品延续了作者绵密、细腻、感性与哲思并重的语言风格，延续了以第一人称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视角。当然，更具话题性的，是延续了在《倒立的云朵》（《山西文学》2021年第3期）中出现的“逃离”主题。只是这一次，她用了更高阶的“逃亡”。
在短篇小说《倒立的云朵》中，“我”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怀有强烈的抵触心和抗拒感，因此，“我”有改变生存状态的冲动和努力，但同时也对这种冲动和努力怀着警觉和疑虑。事实上，面对自己反感的生存状态，“我”在“逃离”与“留下”之间犹豫。远方有召唤，身边有牵挂。所谓“逃离”，其实是对这种冲动和努力的一种自嘲。
在新作《逃亡》中，不仅“逃离”被“逃亡”替代，“逃亡”也从对“我”自身的反思，延展到对“我的家族”的理解。“逃亡才是我的家族里每一个人修炼的翅膀”，“我们无法接受死的坚硬、冰冷和停滞，为了自由，也为了获取存在的意义，我们就像硕鼠一样，挖掘着逃亡的通道，我们根本也并不知道通道的那一头通向了哪里”。
在第一人称视角下，把“我”内在的情感体验和心理内容作为文学叙事的对象，是现代小说创作“向内转”之后所常见的。这类小说通常包含三个变量：在小说文本中占比最大的，当然是“我”的心理内容和情感体验；其次是激发这种情感心理的、来自外部世界的人物、器物、景物和事件；最后是作家的主体认知的提升和审美意识的建构，在小说文本中，这是最隐蔽的部分，也是三个要素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具体到小说《逃亡》，主题的拓展与深化，最终都只能从这三个要素的新变与建构中得到说明。
《逃亡》在开篇部分，首先描述了“我”的生存状态：首先，“已经结婚五年的我，在一次意外流产之后患上了不孕症”，“原本丰盈的身体变成一座坟墓”；其次，“我”的婚姻变得“有名无实”，“我们没有争吵，没有交流，甚至没有生活下去的计划，更没有彼此分开的勇气”；第三，“父亲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患上抑郁症”。但这种已然是一地鸡毛的日常又一次被打破了：“那年冬天，寒冷迈着健硕的步伐，肆无忌惮地闯进了我们的生活。我和年迈的祖父一同坐着雪白的医疗车从省城回到父亲的小镇，医疗车上躺着我的祖母，脊椎骨的置换让这个一辈子强势而美丽的女人丧失了半壁江山。”
内在的心理情感经验的发生，需要一个外部因素——人物、器物、景物或事件的激发。当这个外部因素是生命的衰老和死亡无可避免地降临时，“逃亡”的情感经验和心理感受，就不再是单纯的摆脱生命虚掷的焦虑、超越一地鸡毛的庸常和冲破现实规定性的束缚，而是一个从死神笼罩下“逃亡”和无处可逃的悖论。尤其是把这种悖论放在家族亲情关系中去审视时，不仅在感性的层面，增强了内心撕扯的烈度，而且在理性层面，也增加了更开放的、更多选择的可能。这就为深化小说主题开辟了道路。
祖母和祖父的衰老、病重和相继离世，让“我”把昆德拉所谓“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与世俗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放在一起思考和体验。在“我”的记忆中，“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祖父母的光圈就像大气层外明亮的宇宙，是遥远的，是明媚的，也是陌生的”。“那时候，祖父忙着编辑书稿，祖母忙着做公家的书店”，他们用一生去警惕和抗拒“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代价是，“我的患有抑郁症的父亲，一生中只有短暂的童年时光曾经生活在‘父母双全’的家庭里”。在“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降临的时候，“在他们一个衰老、一个疾病的时候，他们奔向逃脱了半生的儿子”。“父亲一边哭一边对我说，这些证书可以救你奶奶吗”？
特定的人物、器物、景物和事件，是激发内在情感体验的外因。但在以心理内容为叙事对象的小说中，这个外因仅是一个“激发”因素，它并不表现为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不必对事件背后现实逻辑的合理性必然性承担责任，读者只能透过“我”的情感经验去窥一斑识全豹，这无疑增加了主题深化和创作突破的难度。当别人借助新的题材、新的故事、新的人物就可以实现创新和突破时，苑楠还需要再加上主体认知和审美意识上的图新、谋变，方可谈论主题的深化和创作的突破。至少在写法上，苑楠是吃亏的。
所喜的是，在“我”对“逃亡”的复杂体验和感受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质素：
当死神逼近，当ICU里的一切努力都变成一种酷刑时，“‘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无力的神情占据着祖父苍老的面庞。‘停止这种酷刑吧……对我母亲，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我听到姑姑的回答。”
没人能跑赢死神的脚步。“但在经历了祖父母的相继离世，我对于生活‘一成不变’的执着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我开始承受生命的无常，并努力接纳它。”
一个秋雨淅沥的傍晚，“我唯一一次”拥抱了父亲和母亲。“我想，我在慢慢理解他们的平庸、平常和平凡，或许那种生活才更加接近世俗尘世，我接受他们像他们自身一样。我终于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生活的大门。”
“我发现我在变得勇敢，我开始尊重命运赋予这个家庭的一切，尊重他们在太阳底下，在这个世界上生成的属于他们的生存逻辑，我尊重他们，不是改变与保护。”
按照现代小说理论的观点，叙事人并不等于作家。所以我们不能就此武断地说，作者开始与生活和解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逃亡》中，作为叙事人的“我”，她的视野更开阔了，眼光更深邃了。这种开阔与深邃，源自作家的想象和叙述。呈现在作品中，就是主题的深化。我们一直都需要改变，但同时我们懂得了尊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