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浪飞涛涌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奇绝伟岸的人物以其非凡思想和不朽行为，成为标注时代的人文坐标和引领时代的精神灯塔。当国运危殆、民生艰窘、社会动荡的近代中国在迷惘中坠落下沉之时，一个激昂的声音从晚清的混沌政局中传出，这就是“戊戌政变第一完人”谭嗣同发出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高亢呐喊。作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谭嗣同的椽笔如同一柄利剑，直指时代的痛点与痼疾；谭嗣同的思想恰似一团烈火，点燃了民众的斗志与激情。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作为一个在民族兴衰跌宕的长歌里孤勇吟唱的历史巨人，谭嗣同无疑值得后世大书特书。由湖南女作家彭晓玲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既是对旷世英杰谭嗣同生命历程的精彩书写，也是对湖湘先贤谭嗣同的深情追慕与真诚致敬。
一
“只余心独在，看汝更千年。”对于当下，谭嗣同连同他参与的“戊戌变法”，已经湮灭于时光隧道的深处，谭嗣同慨然赴死以及他与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志士力图挽救民族于存亡之际的形象也日益变得抽象而模糊。那个时代的文人志士面对着怎样的险恶处境？以何种心态生发出改良思想和维新壮举？如何理解谭嗣同的果敢决绝与舍生取义？《谭嗣同》对此给出了明确清晰的回应与解答，向“拼命而行之”“不成功则成仁”的著名乡党谭嗣同献上一瓣心香。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伤心史，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博学善思、融通古今的谭嗣同，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肇始之际，于浩瀚天幕上划过的一颗璀璨流星。可以说如果没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百日维新也许就是一场近乎闹剧的改良变法；如果没有“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也许还要推迟若干年后才能诞生。所以，无数后人感念、敬仰、追缅和讴歌这位杰出的思想先驱。与谭嗣同同籍的湖南浏阳作家彭晓玲以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将“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的谭嗣同短暂而辉煌的一生细致地再现出来，引导读者步入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及其精神世界，启悟读者走进其情感深处和思想腹地，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可感的谭嗣同。他对生命的悲惋之情和苍然之感，更多源于死亡在他并不长久的生命时段内投下的浓重阴影：他童年在原生家庭中遭受严重的心灵创伤，母亲、姐姐和大哥短时间内相继罹病去世；长大后他年幼的儿子不幸夭折。诸多磨难和不幸铸就了谭嗣同清刚亢勇、凛冽决绝之秉性，其内心早已将死亡置之度外。阅读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回首不堪的过往，追悼不屈的先烈，深切感到谭嗣同的舍生取义、以死警世，让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看到了光明的价值和信仰的底色。
谭嗣同由于不满现状而探寻求索，自儒学而西学，进而佛学，以寻找“强国富民”的路径；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他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寻求认知的平衡与突破；面对甲午战争带来的国家破败和民族耻辱，他坚决勇毅地承担起以思想启蒙构建新制度、新文明的责任与使命。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民众的觉悟，激活了民族的精神，加速了一个腐朽的封建帝国的覆灭。小说通过对“剑胆豪气”“锦绣琴心”的谭嗣同身世、遭际、命运的深彻回望和周致摹写，使读者对已殉难两个甲子的谭嗣同产生了深挚共情和强烈共鸣，也使读者仿佛重新回到了风雨飘摇的历史现场，深透理解那个积贫积弱的特殊年代。作为一个赤诚忠勇的爱国者，作为一个以身证道的死国者，谭嗣同决意用生命去撞破黑暗最坚硬的外壳，决意用决绝击打国民麻木的神经，决意用鲜血浇灌民族希望的种子。
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谭嗣同》铺开近代历史画卷，展现清末时代风云，咏赞维新变法英烈。这部黄钟大吕般的小说作品，倾注了作者深沉的思想情感，凝聚了作者深刻的历史思考，体现了作者深湛的艺术识见。正源于此，在众多同类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谭嗣同》以其独到的精神追求而显得不同凡响。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对谭嗣同做过一个相当精准的评价：“谭嗣同回答了当时时代提出的问题，指明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就这两点上说，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大运动的最高理论家，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代表时代精神的大哲学家。”
二
历史小说的叙事话语受制于历史话语谱系的规约和限制，历史循着一定的文明界碑行走，其特有的意向植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这就决定了历史小说叙事只能遵循特有的美学规则。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运用内聚焦和外聚焦相结合的手法，对谭嗣同的生活历史进行了组合与重构，展现了历史情境中卓越人物的人情和人性，赋予了谭嗣同历史生活一定的价值评判。
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绝非凭借艺术加工形成的，其借助的主要是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的真实性。读了《谭嗣同》，笔者认为书中精心状绘的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谭嗣同的形象，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浓郁家国情怀的爱国主义者形象，正所谓“抚剑起巡酒，悲歌慨以慷”。革命导师列宁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精辟：“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就要求作家在书写历史人物时，应当坚持客观公允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置身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艺术观照和审美考查。有着“翩翩浊世佳公子”美誉的谭嗣同，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在逐步解体和消亡，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中越陷越深。以国难为忧，以兴国为乐，笃志救亡图存，矢志向西方寻找真理，谭嗣同逐步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但由于历史的框囿和阶级的局限，他又不可能走上依靠工农群众实施社会革命的道路。因此，“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的谭嗣同身上极具复杂性：他是堂堂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公子，却又极为厌恶科举考试；他自幼习武，快意恩仇，却又一心向佛，坚执学禅；他笃行孝道，以孝为先，却因自身行为致使父亲丢官罢职、回籍反省；他倡导学习西方，推崇资本主义，认为“愈俭则愈陋”，却又在家书中嘱咐妻子李闰“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他认为应当“冲决君主之罗网”，却又想方设法营救被囚禁的光绪皇帝。这种浸润在骨子和血液里的多重心性和人格，颠覆了传统士大夫或“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的价值取向，使丰神俊朗、举止风流的谭嗣同形象更具一种戏剧性的魅力。
作者彭晓玲在作品中以舒缓雅致的文字和柔软细腻的笔触，不仅着力渲染谭嗣同荡气回肠的人生故事，也努力呈现他坎坷曲折的命运历程，特别是对谭嗣同的复杂心性和矛盾人格做了详尽披露和系统诠解，为读者勾勒出一个既才情卓绝又勇猛峻切的改良者形象。“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的谭嗣同，其短促的一生处于清朝晚期，彼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外部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蚕食鲸吞中华国土，正如谭嗣同在《三十自纪》一文中所言“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清廷遭受致命一击。“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的谭嗣同身经这一重大历史变故，于其中成长、成熟，也走向人生彻悟和精神皈依，最终走向事业的巅峰。谭嗣同慷慨就义，既是为一姓之江山献身，更是为天下苍生谋福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吾往矣！”谭嗣同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从容与豪迈，化作一颗划过黑暗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光亮，如杨昌济先生所说“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引领和激励着一个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历史小说究竟是历史还是文学？笔者以为，历史小说不能虚构，但可以适当想象，应该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予以适当构想，这是历史小说彰显历史精神的基本原则。而历史小说的虚构大多是指创作方法的运用，如塑造人物的手法、构建人物关系和确定叙述故事的方式等。《谭嗣同》以坚实史料为素材和基础，虚构和非虚构相结合，是一部细致再现谭嗣同人生关键阶段的厚重之作。作者以清晰的历时性结构对谭嗣同生命历程的重要节点做了详尽勾陈，试图引导读者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拾捡拼凑出正在被遗忘的历史细节，铭记宣介为历史进步和民族觉醒作出卓越贡献的一代英豪。
历史情节和生活细节是历史小说须臾不可或缺的，它们共同承担着再现历史环境和刻画历史人物的艺术功能：历史情节使历史小说站立成形，生活细节则使历史小说摇曳生姿；历史情节给人以概括的印象，生活细节则给人以生动的形象。《谭嗣同》以丰富的历史情节和绵密的生活细节，让读者遇见了更加真实、更加丰满、更加鲜活的“民国先觉”谭嗣同。作者在作品中有意规避了谭嗣同早年从军新疆的戎马生涯和血洒刑场的悲壮场面，以貌似平和雅致、实则刚劲有力的叙述，着意摹写的是谭嗣同寻常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虽然这种写法是中国传统世情小说的叙事模式，但也正是此等对历史情节和生活细节的捕捉与呈现，给读者留下了众多追忆线索和偌大遐想空间，实现了作者的叙述策略和审美追求。
整部小说作品体大思精，意远旨深，分为“萌动”“觉醒”和“怒放”三个主题，每个主题都有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助推，虽然故事情节繁密琐细，各种人物关系盘根错节，但总体脉络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向前推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无论是以历史的眼光还是以当下的标准来审视谭嗣同，他身上的确存有一些缺憾和不足：知识庞杂紊乱、观点偏执激进、个性倨傲狂放、想法偏离实际，以俗世观念论，生前几乎未成就显赫赫功业。但作为朝廷重臣的公子，他非但没有纨绔子弟的恶习和戾气，反而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文武俱修、中西兼备、侠肝义胆、赤诚报国。作品中的谭嗣同，无论是在浏阳河边漫步思索，还在长沙街头奔走宣告；无论是在武汉官邸建言献策，还是在南京居家撰写《仁学》；无论是在上海《时务报》放言纵论，还是在北京浏阳会馆指点江山；无论是竭尽心力创办时务学堂和《湘报》，还是费尽心机兴建南学会和湘籍煤矿，“为一邑开风气，即为天下开风气”：所有这一切都为谭嗣同成为维新志士和血性男儿做了逻辑铺垫，也表明谭嗣同为了开启民智、昌明科技、救国救民而焚膏继晷、殚精竭虑，更印证了谭嗣同是彼时优秀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卓越代表。
三
历史前行的坚定脚步更多时候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单纯依靠个人的奋斗与拼争改变不了总体趋势，但个人顺应时势的初衷或扭转时局的誓愿，无疑会熏染和影响身边志同道合的人，引导和带动他们与自己勠力同心、并肩同行。《谭嗣同》中人物众多，且多为时代风云人物，无论他们在这出历史剧目中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言行和命运都与谭嗣同倡导和践行的维新变法紧密联系在一起。
整部作品以谭嗣同为核心和主角，以他的思想演进和心路变迁为主线和轴心，围绕谭嗣同的精神成长从不同维度和侧面做了众星拱月般的叙述和描写。但与此同时，作品还以张之洞、盛宣怀、黄遵宪（早期）等洋务运动骨干的活动轨迹，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陈宝箴等维新运动主帅和干将的精神历程为辅线，翔实摹绘了晚清洋务派和改良派中爱国志士的群像。作品中一条主线与两条辅线相互交织递进、彼此映衬呼应，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宫廷、官场，学界、报界，社会各方面的各种反应，交错繁复，纵横交织，这种蛛网式的复调结构充分展现了深彻壮阔的时代背景，集中彰显了谭嗣同极具张力和魅力的风骨与人格，完整体现了长篇历史小说的厚重品格和深邃属性。长篇历史小说属于现实主义文学范畴，检视和批判现实是它的一个重要功用与使命。作家彭晓玲以冷峻的表述和犀利的笔致，勾勒了晚清政局中一幅幅官场现形图，为读者展示了一系列晚清社会之怪现状。
作为一种具有张力结构的审美对象，长篇历史小说体现出对历史复杂性的表征、认知和判断。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长篇历史小说文本理解为语言的编织物，而应视之为历史的表征物和历史的生成物。《谭嗣同》为主人公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甲午战争前后，一旦将谭嗣同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翁同龢等其他重要历史人物放进这个历史背景中，合理想象立马就获得一种真实的历史语境。作为语言艺术的历史小说，其真实性和虚构性的界限得以弥合，作品也由于有了历史表征而变得更富有现实张力。《谭嗣同》把史料运用作为历史时代景象的基本元素，在历史叙事中植入合理想象，从而使真实的历史散发出文学魅力。可以说，这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特质的文学作品，尊重历史、揭示历史、反映历史、再现历史，是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艺术品质。
作品试图全面复盘和客观还原谭嗣同的心路历程，真实描写和深刻诠解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在写实的基础上，营造典型环境氛围，凸显人物个性风貌，昭示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道德主题。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一切生命无法轮回，历史人物也难以自我表露，唯有依靠后人去追索、评介、言说和书写。《谭嗣同》就是一次对历史人物的成功文学书写。作者以洋溢的创作激情刻画了一个劳心劳力、披肝沥胆，剑胆琴心、施仁救世，劳怨交加、百折千磨的殉道者形象，这是历史上真实的谭嗣同，也是作家心目中的谭嗣同，二者高度统一、有机交融，构成一个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作品正是通过对谭嗣同才气、勇气、骨气、豪气、英气的梳理和状摹，既折射出彼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备受欺凌的民族命运，又衬托出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精忠赤诚和满腔热血。
四
长篇历史小说主要是描写人物和铺陈故事，而人是社会中的人，是文化中的人，中西文学发展史一再证明：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长篇历史小说才有深度、广度和厚度。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涉及的文化内容纷繁绚丽、缤纷多彩，作者在作品中依照主人公谭嗣同出场顺序，分别摹写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等主流文化；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各地历史遗留、风俗习惯和民间风物，程度不同地点绘了湖湘文化、信仰文化、理学文化、伦理文化、宗祠文化、礼仪文化、风水文化、祭祀文化、丧葬文化、码头文化、神秘文化、江湖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和现代工业文化等。
小说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也非常广泛丰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范畴在作品中都有着生动具体细致的描述和表现，诸如宫室园林、家具器皿、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科举官制、刑罚课税、家庭结构、宗教活动、艺术娱乐、婚姻爱情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嗣同》所拥有的文化信息的质和量都远远超出了正史的记载，可以说这部作品较为系统地描绘了晚清时代两湖地域的风俗画面，这是在任何关于谭嗣同的正史资料中都难以看到的。
当然，谭嗣同一生去过很多地方，作者按图索骥，追踪先贤来到这些地方，于是，北京的胡同文化、上海的里弄文化、南京的寺庙文化、武汉的码头文化、长沙的书院文化在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果说《谭嗣同》对晚清时期的经济状况、社会风尚、社会心理都作了真实生动的描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部作品就有理由被视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百科全书。笔者之所以从文化角度审视这部作品，其最终目的是梳理和探寻这部小说引发各界关注的深层文化原因。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精神是以人事为中心的，人的生命和生活构成了历史基础与历史核心。历史中的生活史往往就是历史小说的聚焦对象，历史著作中的生活肌理常常是历史小说的审视客体，而能写出生活史和生活肌理的前提是，作家必须理解现实、知晓社会、洞察世情，必须对历史有一种提炼和概括能力。
作者彭晓玲系统研读谭嗣同本人的著述与诗文，全面阅读迄今面世的有关年谱和传记，深入发掘传主的生平与思想，实地寻访其生前到过的城市和地方，钩沉稽古、发微抉隐，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以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和扎实的史学功底叙写谭嗣同的历史生活，以一种高超的历史概括力和超拔的文学想象力，回望和抉发谭嗣同的精神旅程，将作品嬗变为历史讲述的一部分，使作品变成了活的历史，进而变成“一部对历史更变进程中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追求之书”。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应缺少心忧天下、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否则这个时代、这个民族将是孱弱和残缺的。悠悠百年历史已经逝去，谭嗣同也不再是一个单向度的历史人物，“他的经历就是中国曾经的苦难，他生命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他全部的生命”。
早在一百二十多年前，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写道：“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走到今天，也是包括谭嗣同在内的众多历史精英的勇猛精进精神累积熏染和不断引领的结果。至于谭嗣同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意义，及其留下的精神遗产，迄今还没有完全被国人认识和传承。“天下嗣同，复生不死！”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告诉我们，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生死角逐，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观念的对立，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这部作品的价值不在于追忆和描述谭嗣同等历史人物，而在于通过追忆和描述谭嗣同等历史人物，反思历史，镜鉴当下，映照未来！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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