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耳以《九月颱》的创作实践完美诠释了小说新叙事学的精髓要义。传统叙事理论以关注“事”为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及金圣叹的小说、剧本评点等，均以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为中心，没脱离开“事”的范畴，很少涉及“叙”的方面。小说叙事学（现代小说叙事理论）肇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较之于传统小说叙事理论大都关注作品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意义，现代小说叙事学对小说的关注焦点转向小说的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即对文本的“技术”分析，其中以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为代表。小说叙事学因过于强调形式化，又受到后起的新叙事学的批评，后者认为小说文本研究不应把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割裂开来而进行封闭自足的研究。
索耳在一次访谈中谈及，“叙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包括了‘叙’和‘事’，小说就是一个怎么讲和讲什么的过程”。这接近于新叙事学（当代叙事学）的观点，即“叙”“事”并重，不偏颇，作为表达方式的叙述和作为被表述的对象的故事能相互成就而非相互拒斥。《九月颱》无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先说“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九月颱》的当下叙事时间大致是从章公（章芳伯）1923年结识林陈源始，至1942年春章公被迫离开槟城北上暹罗止。其间，小说主要人物章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限于槟城，只在1928年护送好友林陈源骨灰匣盒回其老家广东四邑，回程路上在香港小住半月有余，及1932年乘海丰号出海途中被地宫女王谭大嫂“请”至某海岛居住了一段时间，估摸也就一两个月。章公“算半个峇峇”，“问自己祖先从哪里来，祖先都未必能答，他的曾祖父当初孤身过番来此地种烟草”，也就是说，章公只约略“记得”曾祖父以来的身世。联想到他和林陈源分别是闽粤商帮的代表，语言方面，除了槟城当地流行的粤语闽言，国语是不大行的，至少是不热衷的，及从黎先生养女阿云“讲一口流利闽南话，跟章公聊得亲切”等，只可大体推断章公曾祖父从闽南而来。
二十年间，各色人等走马灯似的在章公的生活中出现又消失，以双方的结识及交往先后时间为序，主要有林陈源、罗宗五及陈公哲、黎先生及阿云、李词佣及陈少苏、卢梓山和伍连德医生、郁达夫等，其中与章公交情较深或交往延续时间较长的只有林陈源、黎先生、李词佣和陈少苏。章公见“孙总理”及初见“四姑”当是1912年，系补叙“十几年前”之事。根据史实记载，四姑陈粹芬是1914年再度返槟城居住，并收养某苏姓华侨女孩。小说里言及四姑在槟城“住了八九年”，章公才获悉并去拜访，可见便是当下叙事起始时间1923年，而阿容则可指向四姑收养的苏姓华侨女孩。
以上约略概括《九月颱》作为“故事”层面的时间、地点、人物，核心要素“事件”则难以一言以蔽之。文本紧贴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以虚实相间的人物设置串联起发生在槟城、马来亚、南洋诸岛与“故国”大陆乃至全球的诸多历史事件，有详有略，如北伐战争及1928年初的济南惨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从1931年占据东三省开始至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占领大半个东南亚等均有所涉及，其中个别事件属正面叙写。前述人物“虚实相间”，指的是章公虽是虚构，其他人物（多为次要人物）也多为虚构，可见《九月颱》不可称之为历史小说。但也不乏“孙总理”和“四姑”、陈公哲、李词佣、伍连德、郁达夫等史上有名之人物，且他们的诸多真实活动轨迹被巧妙“嫁接”至小说叙事架构之中，有的本身便成为小说情节。如“孙总理来槟屿”，钟灵中学教师李词佣1935年回“故国”而又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携妻回槟城及其投身海外抗日宣传、组织募捐等，出生于槟城的伍连德组织1910年哈尔滨傅家甸大鼠疫防治及1937年从上海返回槟城，郁达夫为摆脱婚姻危机携妻带子于1938年底游南洋（其间就写下《槟城三宿记》），等等。诸如郁达夫旅途中再读李词佣的《椰阴散忆》等细节也确有其事。
真实历史元素不胜枚举，无论人物还是事件（无论是否牵涉人物），使得《九月颱》又披上了貌似历史小说的外衣，假如真有章公这么一位历史人物的话，可信度就更高。但章公多半属虚构，无论是否有多大辨析度的原型人物，只是作为作者带入诸多真实历史人物和诸多历史事件以及全景展现特定历史时期槟城及南洋华人群体生活面貌生存境况的虚拟工具。
由于章公的活动基本上仅限于槟城及其周边，小说重点描述的还是槟城及南洋，以他的活动轨迹及敏锐心思体验体察槟城二三十年代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以其“半个峇峇”的独特视觉关注和探究从“故国”南下的爱国志士、文人墨客、唱戏老倌及歌舞团员乃至海盗劫匪等诸多华人群体构成的“浮世绘”。章公固然是串联几乎所有人物和多数情节的枢纽，但其功能定位绝非止于“牵线搭桥”，其本身形象塑造同样倾注了作者大量笔墨和心血。
前已提及在章公的认知中，只约略记得曾祖父来自闽南，娶了二代富家娘惹，再往前追溯便是一笔糊涂账，是“无法追问的来处”。从曾祖父延续至他这一代，“新地”也已成“故土”，不像林陈源这位“后至的新客，夹在故土和新地之间，如隔窗看雨打芭蕉，自有一番难遣的苦闷”。他护送林陈源骨灰匣盒去广东四邑只是出于朋友交情。在船上遇见罗宗五，两人相谈甚欢，因为“罗很对章公胃口，谈吐机灵，绝不提任何政治、革命”。当他返程在香港逗留期间，曾谢绝孙中山邀其出山参政的陈公哲对他有言，“何苦对故土还有执念，还有什么要转返头去求？华族的希望全在南洋诸岛上”，估摸着他是打心底里认同的。对陈公哲随后提及的不妨把康南海（康有为）在槟城极乐寺的题词“勿忘故国”改成“速忘故国”，想必他也不无附和之意。类似于章公把自己当成“故国”局外人的叙写和描述，贯穿于文本始末，体现在他与多个友人的交往过程中。以在小说里最后出场和他仅有数日交集的郁达夫较之，“在郁先生那里”是“家毁国破”，“浑然一体”，他却清醒地意识到，“于家于国，他都是局外人”。他这么想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他偶尔踏足“故国”（小说里仅前述去广东四邑这一趟），亦非寻根觅祖而去。而“家”，对他更是奢望，他从来就没有过家，因为那“无法启口的畸恋”，还有那一双残腿。关键还在于前者，“自七八岁起就只与男子交游，身旁称兄道弟如流水，但那不可说的终究是不能说，他噤声，吞字入腹”。
面对即将入城屠戮的日本侵略者，况且“槟城驻守的英军不知何时已悄悄乘船撤离”，在“几大商会帮派的大兄约各界名士到大伯公庙聚会”，美其名曰“商议自救方法”，实则早已存心投降，只是苦于无人“领这第一枪”，故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僵局下，章公“却跳出来”，“当即领了日本旗回去，插满门窗”。颇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作死样。联想到章公一向自以为是没有“故国”情怀的异乡人，况且“不过是光明正大保命”，也就不难理解他的投降举动了。投降就是投降，再怎么从“曲线救国”的角度强词夺理，终究改变不了投降的本性。其后他被李词佣当面唾弃，自然不冤。
然人性总是复杂，前述章公种种“不是”固然是其无法回避的一面，甚至是人生污点，但他还有另一面，犹如硬币总是有正反两面。首先，他起码不是为富不仁之辈。他在酒楼设宴款待“大陆南来的旧友”，逢卖花的孤儿，被老眉驱赶，“过一阵，孤儿再进来，章公叫住他们，看他们其中一个瘦得鸭仔瘅模样，篮中花亦是皱巴巴，缩成一团”，他并不介意，“买了篮中所有花，给友人一人一支”。在面临日军即将上门搜捕的情况下，章公“一行人混在公司的商船中”北上暹罗，“船上有弹月琴的陈姓老夫妇，以前是教书的，退休后常在堤边唱些小调，章公每次经过，都将怀里的大银元投入壶中”。类似细节均可佐证章公乐善好施之脾性。
其次，章公最大的义举在于慷慨解囊资助华校办学上。“林陈源在世时，跟章公发过不少牢骚，林身故后，留下的许多关系，什么老司长、老校长，甚至着污糟长袍、须发都白的教书老叟，都靠章公在维持”，如果说此阶段章公“维持”林陈源身故“留下的许多关系”，更多是出于受友人委托，对友人负责，那么经济危机前的“决定自降股份，将公司的掌舵手交给胞弟，自己渐渐从诸事中抽离，将心思转移到华校的建设上来”，与遭遇经济危机后的“不愿放弃，不只是为了圆满故人遗愿，还因我之前跟人夸下海口，我这人活了几十年，没什么好处，唯一的好处是讲信用，实在没钱，卖股换钱也行，怎么都要顶过去”，已属于他肩负林陈源、新政先生和黎先生等友人重托之下的意识自觉和行动自觉。即哪怕再苦再难，也要把华校维持下去，把自己“新立的三步目标”走下去，绝无半途而废之理。
再次，章公还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李词佣陈少苏卢梓山等钟灵中学教师，纷纷投身抗日宣传募捐善款，“章公虽不会在台上扮巨灵神，每次带头捐款，他却都是捐得最多……捐款时，章公也会让人除去自己的名字”。日寇侵占槟城后，先前投身抗日活动的钟灵中学师生被大批迫害至死，章公“托人将各人尸体认领出来……一一送到家人处收殓”。随后章公得知，“当年救亡捐款的花名册落在了日本人手里”，上面就有其大名，与胞弟商量后决定北上暹罗避祸，临行之前他依然和陈少苏卢梓山参加了李词佣的下葬礼。章公虽被冠之以投降派名头，对抗日遇难同胞依然不离不弃，令人动容。
再说“叙”。《九月颱》作为虚构叙事和历史叙事的结合体，其情节要么忠实于历史，要么忠实于文学的真实性，或者说，索耳以虚实相间的方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自己理解意义上的叙述或演绎。就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评价《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在我看来，这话大致上就是说《三国演义》确实写的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些人、那些事，但经罗贯中这么一“演义”，“那些人、那些事”便不再拘囿于史学意义上的那些人、那些事，有了很多移花接木和道听途说甚至想象的成分在里面了。即便带上了一定程度的虚幻色彩，“那些人、那些事”却活跃起来了，精彩起来了，活灵活现足以流传百世。《九月颱》里的“那些人、那些事”亦是。
当代叙事学既研究“事”，也研究“叙”，即故事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的言语甚至声音特点、叙述者和叙述的接受者（读者）的关系等。任何叙事都带有时代、民族、地域等文化特色，呈现出来的文本体现作者的写作风格和审美意识倾向。“叙”，大致包括文本结构、语言形式、叙述特点、叙述视觉等要素。《九月颱》之“事”前面已作阐述，那么索耳之“叙”又怎样呢。
《九月颱》基本上采用顺时叙事架构，其间有跳跃、有取舍，但大体上按照从1923年到1942年的年代次第叙述，自然免不了必要的补叙、插叙和“综述”。以章公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觉为主，前已述及坐镇槟城的他是几乎所有人物的联系枢纽，体现在叙述地域上，即以槟城为中心向四周发散、辐射。第三人称叙述依然是受限视角，便偶尔有隐含作者的全知全能视角，但“戏份”不多。既然如此，我暗想如果以章公的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觉来写作《九月颱》，似亦不应存在多大难度。但如此一来，“我”的种种举动，免不了带出心理动机，相当于敞开心怀，解释东来解释西，那么章公之复杂人性将大白于天下，读者诸君便少了诸多遐想和揣度的乐趣了。民国色彩之大白话加大段落是显著叙述特点，标点符号使用上也独树一帜，几乎一“逗”(逗号）到底，哪怕时空转换。其次便是必要的句号，其他符号很少使用。
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叙”之方式表现在语言。正如金宇澄的《繁花》之于上海，索耳的《九月颱》之于槟城，其语言的选择是恰适的。章公曾对阿容有言，“早在几百年前就有闽人粤人在此地生根了”，可谓一话概括槟城语言背景。黎先生带领的歌舞团在槟城演出，“她们唱起国语歌，声喉袅袅……章公便万分确认，这正是船上半夜传入他耳中的歌声，唱词仍然夹带了无明和粗犷，是他至今理解和模仿不了的舌头打颤的方式”。章公由此大发感慨，“大陆三番两次的推广国音国语，风尚甚至刮到南洋华校，五岁幼童不学祖宗土话，咿咿呀呀学新语，仿佛是学了先进”，“国语在别处是国语，国语在槟城，则应是福建话、潮州话、客话或粤音，这些口音他从小听到大，其中最不熟悉的，亦能听懂七八成。福建话是圣音，潮州话是妙音，客话及粤音是玉音，是风回廊、梦呻吟、四骹蛇打架、雨后蛤仔鸣，是床前阿嬷哄睡的故事、街头陈师娘拨月琴的喃喃、码头纤夫的呼吸气、打渔客的咸水歌，是女佣的私语、脚夫食水烟时的叹息、良朋挚友酒醉以箸敲盅哼的小曲，更是妈祖和大伯公钦定的语言，若对这些神明讲国语，他们如何听得懂……”。谁都无法否认这段话形象生动，言之有理，且精彩呈现槟城人的日常市井生活面貌。章公如此种种“认识”，让作者索耳教他讲北方话、普通话吗？显然不合适。由此，对我这样的读者来说，初读犹如天书的大量粤语闽言遍及全文（我不讳言多次查阅工具书和网络搜索），却也在情理之中了。好歹还有少量吴方言略懂一二。
金宇澄的《繁花》赢得满堂彩，获得茅盾文学奖，还拍成了同名热播电视剧，有普通话版和沪语版。但原著小说里的大量上海地方方言对大多数读者（叙述的接受者）来说始终是一道无法回避的坎，正如贯穿《九月颱》文本始末的粤语闽言。但如果金宇澄不是如此话语方式，而是采用普通话，那么读者也就无法领略原汁原味的上海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味，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章公上述语言也正是此意，方言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它更是生活的味道、声音和色彩，是氤氲于槟城人日常生活中的气息和气氛。如索耳采用标准普通话写《九月颱》，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故事情节层面上的理解障碍固然得以消除，但包括章公在内的特定历史时期槟城华人生活生存境况和真实心路历程的原始形态呈现则必定受累受损，起码准确性和生动性丧失大半，如果不是丧失殆尽的话。按照章公的说法，那是要对不起“妈祖和大伯公”了。
章公并非语言偏执狂，他偏爱那“圣音”、“妙音”和“玉音”，自身“有意冷落了国语”，但对他人并无强求，认为“各有各理”。他在文人骚客李词佣陈少苏罚酒的威胁下，“胡乱诌几句也得”，指的是“行酒令、占诗词”，“时日一长，章公受了他们熏陶，太复杂的词牌填不来，论简单的五言七言诗、小令熟调词，渐渐也能上手。与李陈二人交游久……倒是渐染上文气”。可见章公对国语并非一味排斥，平日里缺乏的只是相好引导之人。无论是语言上的纠结还是前述其人性的复杂尤其是“故国”情怀的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反映的都是迁居南洋的闽粤先人后代在熟悉的本土文化（海洋文化）与大陆（“故国”）文化之间的徘徊和游移，两种文化、文明在他们身上的交互性促进了“本土的异乡人”（或“来自异乡的本地人”）新文明的产生与绵延。章公便是其代表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