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理论基础：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突出阐释了西方从古至今文类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并细致筹划了一种以文类等级为中轴，以文类划分、文类界限、文类发展、文类规则为旁枝，以文类起源、文类偏长、缺类现象为枝叶的西方文体理论的多声部发展历史。
“文类”（genre），国内学界惯称“文体”，它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的“秩序”与“秩序理论”，既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自我心灵的形式化外显，也是人类对自然人生的图式化抽象，代表着人类从古至今身心成长的重要符码。也正因为如此，文类问题一直是文学理论的关键问题，也是人们理解文学发展及其时代变革的一大密匙。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西方文类由古至今的发展，不仅是作为人类创造的感性艺术形态本身的变迁，更是人们生活方式、观念心态乃至时代文化本身的转变，其中也常常隐含着文化与文明等级的此升彼伏。因而以文体为关捩点，揭示不同文类所折射出的对西方文艺本质认识的时代性不同，应该说抓住了理解文艺及其时代心理的钥匙。
换句话说，西方文类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绝非文学艺术家蹈空虚构的无关紧要之物，相反，它始终与西方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关联一体，始终与西方民众的现实生活与生存信仰关联一体。不同的文类发展及其历史性嬗变，既反映出两千余年来西方不同文艺观念的消长起伏，也体现出文艺在西方精神科学谱系中的不同位序变化，更折射出文学在西方民众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及不同功用；对不同文类的梳理阐释，不仅开显了时代性审美观念的演变，更涵括了西方文论与文学的古典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时代思潮的激荡。因而对不同文类的提倡，如以“模仿”或“创造”为文类本质，表面上界分的是文艺类型，内里隐藏的却是人们对真理问题的不同理解，文类问题由此也成为艺术家实现不同存在自由与不同艺术真理的通道。
《文类理论基础：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的重要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书论证逻辑清晰，结构合理。全书隐含着两条论说逻辑：一条是文类理论史线索，分别阐释作为文学观念的文类史与作为文学类型（风格）的文类史，这是遵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所作的梳理。另一条是文类发展史与文类理论演进史的互文叙述，这是遵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性叙述。两条线索的结合，易于阐明西方文类从古典期、现代期到后现代期的发展演变，揭示西方文类内部所经历的规范性、虚无性、构成性、功能性、集合性的功能转变。第二，该书突破了静态式、孤立式的传统文类研究范式，揭示了同一文类在历史上的谱系传承关系，通过重新界分与勾连文类起源论、文类性质论、文类发展论、文类划分论、文类界限论、文类等级论、文类规则论、文类杂糅论、缺类现象论、文类偏长论等文类学基本问题，阐明了不同文类之间的彼此影响关系，从而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动态的、立体的西方文类体系。
第三，该书将文类问题置入与西方文学理论创作论、批评论、功能论等互动关系之中，将文类发展“小史”置于文学理论发展“大史”当中，重新铆定“文类”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揭示出“文类”问题的源发性与扭结作用，为学界突破经典教科书限于作品类型论（“三分法”“四分法”）之于文类的单向度认识，构建起以西方文类谱系为扭线的新的西方文艺理论体系，凸显出西方文学理论的新面貌。
另外，该书题目戏仿英国文学理论家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使文学理论“大史”与文学文类“小史”形成互文叙述，有效扩展了“小史”的语义容量。从经典建构的角度看，这种互文叙述，也极易使文学文类“小史”通过与文学理论“大史”勾连而形成一条新的经典化建构路途。考虑到塞尔登以“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为纲结构文类理论篇章，并重点论述文学创作方法、创作主体、作品特性、作品背景、作品功用等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却未及文学“文类”专论，因而本书以西方“文类”为轴线所作的历史性讨论，从一个重要侧面构成了对塞尔登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正史”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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