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邓一光来到深圳生活。至于为什么选择深圳，邓一光说理由很简单：照顾母亲。当时母亲因身体原因，需要在空气湿润但又阳光充沛的地方生活。深圳的空气好，日照充足，空气并不干燥，回南天时，连墙壁都能渗出水来，是比较理想的“疗养地”。邓一光的这次“南下深圳”具有某种偶然性，但现在看来，这一选择不仅对其个人写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深圳的整个文学生态也是决定性的。
来深圳之后，邓一光并没有马上动笔写作，他对这个城市是“陌生”的，他在感受，在观察，在阅读，在思考。南方的植物、雨水、台风都是新鲜的，还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公园、南方的风物、连同湿润的空气、灿烂的阳光都向他“砸”过来。经过两年的沉潜，邓一光开始拥抱南方，书写南方，并创作了一系列的深圳故事。
到目前为止，邓一光已经出版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坐着坐着天就黑了》《花朵脸》等6部以深圳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集，花城出版社今年还计划推出他的“深圳故事”系列丛书。邓一光的深圳写作具有强烈的“南方性”，南方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森林、河流以及接连不断的台风，都在其小说中反复出现。光是将台风天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就不下10部，比如《深圳蓝》《台风停在关外》《风很大》等等，邓一光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多变、驳杂、神秘的南方文学的书写空间。
邓一光的深圳写作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往往能透过社会的表象，看到背后的真相，尽管真相可能会带来刺痛感，但能启发读者思考，因此，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批判性。邓一光不仅关注现实，也关注历史，关注生活在深圳这座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人，关注这些人的挣扎与努力、痛苦与绝望，当然也有成功者的脆弱、失败者的倔强。我将邓一光和杨争光的写作做过比较，我认为他们的书写是深圳文学的两极。杨争光从来没有在小说中直接写到深圳，但他的那些家乡故事实际上在为深圳“寻根”，为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寻找“隐秘的根”。而邓一光刚好相反，他旗帜鲜明地书写深圳，甚至将深圳的众多地名写在小说标题里，比如梧桐山、市民中心、北环路、莲花山、前海、梅林、杨梅坑、欢乐谷、深圳河、世界之窗、中英街、香蜜湖……邓一光很显然在绘制深圳人的精神地图，他试图为“失去家园的人”找到“深圳身份”，并努力探测深圳人的精神世界。
邓一光的每一部深圳小说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充满无限张力的故事。这种“张力”既来自现实与历史的纠缠、个体与群体的角逐，也来自过去与未来的撕扯、物质与精神的分离。邓一光善于书写深圳的历史，比如《香蜜湖漏了》讲述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开发史，《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逃港”。邓一光也善于写深圳的现实，比如《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讲述的是底层打工者的拮据生活，《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讲述的是青少年在成长中的困惑与迷茫，《一直走到莲花山》讲述的是大龄剩女的相亲故事。2021年，邓一光在《收获》发表短篇小说《第一爆》，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为我们讲述了又一个不一样的深圳故事。
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在蛇口，也即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批准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7月15日，中国中央、国务院下达文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也是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8月份，都有本地媒体对深圳历年的建设成就进行多方位的报道。这仿佛也成了惯例，成为深圳媒体每年的“例牌”。但敏感的邓一光发现，在历年的这些报道里面，大都是谈荣誉，很少谈创伤；大都是谈成功，很少谈失败；大都强调集体的力量，很少肯定个体的努力。换句话说，这些报道大都用成功的光环遮蔽了历史的暗影，用集体的荣耀掩盖了个体的创伤。邓一光并不否定历史，尤其是深圳改革开放的成功史，但他非常警惕这种无节制的歌颂、无底线的吹捧，他在肯定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在正视历史的“缺憾”，因为，他相信只有更全面地认清历史，才能更坚定地走向未来。为此，邓一光在《第一爆》中首先再现了历史，展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奋斗年代，肯定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但同时，他又“解构”了历史，用个体的命运来揭开历史的创伤。
“第一爆”是指蛇口开山第一炮，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曾有一张广为流传的“开山炮”照片，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纪录片宣传中。邓一光用文学的语言描述了“第一爆”的场景：“九点整，大地震了一下……只见寂静的虎崖山活像一头猛然醒来的巨兽，腾身站起，掀起数道粗大的土石柱，土石柱快速上升，分出不同颜色，有白色、淡绿色、青灰色、粉色、红色和褐色，土石柱四周溅开大朵浪花，把巨兽高高推举到天空中，好像巨兽个头太高，得不断往起站，要站直了没个止境。”巨兽在这里具有象征意义，沉睡已久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中醒来！
为何“第一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这还得从蛇口工业区开始说起。1978年10月，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中，提出要在临近香港的蛇口建立工业区，兴建蛇口港，以解决香港招商局当时无港口可用的问题。1979年1月31日，国务院下文，划拨了2.14平方千米（约300亩）的工业用地交由香港招商局开发使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正式获批。要在蛇口建设蛇口港并不容易，深圳湾是一个浅水湾，水深不足3米，清挖滩涂后，如果建600米的码头，需要填土40多万方，按照当时的价格，如果从外面运土石方，需要600多万元，价格昂贵。为解决土石方问题，蛇口工业局决定炸山，就地取材，这就是“开山炮”的缘起。
小说开头，邹不三和“我”争论时所站立的虎崖山就是“开山炮”的位置，位于微波山和龟山之间。当时承建炸山填海任务的是交通部四航局，派来了七八十辆车，但施工缓慢，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原来承包方是国有的，沿袭了“大锅饭”方式，大搞平均主义，工作效率低下。为了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也为了保证能按期完成工程，局里最后决定采取超额超产奖励政策，每天定额55车指标，工人每天完成55车定额，每车奖励2分钱，超出55车，每车奖励4分钱。这就是著名的“4分钱”的故事，你可以在任何一本讲述蛇口改革开放历史的书籍中找到相关的介绍。《第一爆》也有对这一奖励政策的直接描写：“每天每组定额五十五车，每车奖励两分钱，超额每车奖四分。大伙儿的干劲一下子提起来，工程进展神速，头一个月下来，进度超了几倍，数老胡那组最猛，最多一天拉了一百三十一车，得奖四块一毛四分，当月拿了一百零六块八毛奖金，成了大新闻。”超额超产奖励办法打破了平均主义，提高了工作效率，是一次成功的“蛇口实践课”，它提倡公平与效率，注重时间观念，也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的最好例证。从此，蛇口效率、蛇口模式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被推广，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这个方面来说，蛇口工业区作为改革的“试管”是成功的。邓一光在小说中也借主人公之口肯定了工业区的成绩：“现在我知道蛇口工业区的意义了，它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它让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了，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邓一光再现了改革开放之初蛇口工业区创业的艰难步履，也再现了“第一爆”之下惊心动魄的改革故事，尽管这些“改革”在现在看来很寻常，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却是石破天惊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蛇口工业区以探索者的姿态，引领了中国的改革之风，它所推崇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成为影响深远的口号，深深地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
但如果小说仅仅是再现历史，歌颂历史的伟业，那么小说就容易沦为历史的传声器，掉进历史的温柔陷阱。邓一光一方面再现了“第一爆”的历史时刻，但同时也有反思和存疑。他回望来时路，追问这段历史，发现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声音是可怕的，如果这种声音恰恰是赞美，那就更可怕。记得有一次闲聊时，他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我正在重读鲁迅的文章，并将鲁迅说得近乎完美。邓老师听完之后，却表达了质疑，他说，当每个人都说鲁迅好的时候，我们得停下来反思，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邓一光并不是否定鲁迅，他多次细读过鲁迅的作品，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鲁迅的敬意，但他觉得每个人都说好的这个现象不太正常。当时，我还和邓一光据理力争，后来仔细一想，觉得邓一光说得很有道理。文学批评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态度。同理，书写历史也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腔调。于是，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一爆”，邓一光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确切地说，邓一光引入了创伤书写。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写道：“如果在很短暂的时期内，某个经验使心灵受到极其高度的刺激，致其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去适应，从而使其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纷扰，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小说的主人公叫老胡（胡莲生），他和邹不三、“我”组成一个小车队，他担任队长。老胡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办墙报，深受大家的喜爱。但他来蛇口之前曾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当初他在部队服役时，家里给他订了一门亲，对象是乡里小学的代课老师，说好一提干就成家，没想到提干的命令刚下达，对象就跟一位乡中学老师跑了。饱受打击的老胡在第二年就申请转业，来到蛇口参加工业区的建设。如果说老胡来蛇口之前的心理创伤仅仅是个人遭遇的体现，那么他在工业区的遭遇则属于“二次创伤”。邓一光成功地将“二次创伤”与时代结合起来，表达了历史的伤痛，而这种伤痛直指“大逃港”。
据陈秉安在《大逃港》一书中记载，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30年间，一共有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1962、1972和1979年，从深圳逃到香港的内地居民总人数不下百万。香港有很多名人都是通过大逃港的方式离开大陆的，比如倪匡、罗文等，但还有很多无名的逃港者命丧边界线。邓一光一直关注着这段历史，他也在多篇小说中写到大逃港，最有名的是《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邓一光通过梧桐山的茂盛花朵衬托出逃往香港的惨剧，那些逃港者越过路障，冲破铁丝网，一次次地突围，他们被践踏、被海浪冲走、被子弹打中，有些人在逃港中丢了性命。
《第一爆》巧妙地将大逃港的悲惨历史嵌入改革开放的光辉岁月中，让人们勿忘历史，保持一份清醒。老胡因为在蛇口工业区的优秀表现，获得了一次提拔的机会，幸运之门仿佛已经向他打开，很多同事也都非常羡慕他，认为他马上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但他在深圳湾海边遇到大逃港的幸存者盘妹乃之后，命运又一次被无情地改写。盘妹乃来自粤北山区，带着弟弟一起加入了1979年的“逃港大军”，他们希望游过深圳湾，去香港寻找机会。但在泅渡深圳湾时，弟弟不幸遇难，盘妹乃为了找到弟弟的尸体，不断地在海边出没。老胡被盘妹乃的悲惨遭遇所打动，义无反顾地参与到寻找尸体的行动中。当10月4日“第一爆”要开始时，因担心炸掉的石块将海滩掩埋，再也无法寻找到“弟弟”，盘妹乃在海滩边疯狂地挖掘泥沙，老胡也竭尽所能地给予援手。尽管老胡并没有进入警戒区，但因为违反了纪律，老胡被停了职，接受边防部门的调查。
因此，在《第一爆》中，在成功爆破的一瞬间，不仅有欢呼，也有叹息；不仅有荣光，也有伤痛。老胡的个体命运就这样以无比悲怆的方式和大时代产生了联系。据相关资料记载，1979年5月6日的“大逃港”，是改革开放之前最后一次“逃港潮”，有7万多群众扑向深圳边境线，伺机越境，而成功外逃者只有大约3万人。有人说这一次的“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计，它以一种惨痛的方式召唤改革，渴望新生。尽管老胡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第一爆”，但他并没有享受到改革的红利，而是在牵涉到“大逃港”时，接受了调查，至于他后来的命运如何，邓一光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还是能深深地感受到老胡的创伤。于是，当我们透过个体（老胡）的创伤来重新审视“第一爆”时，我们就获得了崭新的视角，多了一种思考，多了一份理性。正视历史，不仅仅是正视历史的荣光，而且还要正视历史的不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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