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淡，未尝不呼父母也。”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是写道。司马迁认为，人在穷苦困顿时常是“呼天”“呼父母”，是因为人们将天地与父母看作自己生命的起源，因此在自己身体困苦、精神贫瘠时，自然会将自己的身心皈依于生命的起始。但实际上，当一个人身陷困境时，又何止是“呼天”“呼父母”呢？他必然还会想起哺育自己的大地和故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将自己的生命与乡土绑定在一起，心心念念的是叶落归根，本质上也是一种对于生命起源的皈依和对生命本源的追寻。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逐渐被城市化的浪潮吞噬。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将过去的种种抛下或改变，任何对这个进程的阻挡都是螳臂当车。但是总有些事物让人们难以舍弃，甚至有人愿意与历史的洪流相抗衡，去固守住属于他们的记忆。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优秀的作品向来都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寻天地之心，立生民之命。《野庙碑》的作者范剑鸣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个时代中存在的固守与改变的矛盾，以金瑞湾的城市改造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名为擦子街的小小的“乡土”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得不做出改变时面临的困境，以及乡土所联结的人们如何在改变中固守乡土的故事。
唐末的陆龟蒙曾写过一篇《野庙碑》，对当时的农民费心供奉着一群不知名的鬼神而感到可悲，进而引出对尸位素餐、鱼肉百姓的腐败文官武将的抨击，讽刺时政，言语辛辣凌厉。而这部《野庙碑》表达的主旨，却与陆所写的碑文大相径庭。就二文中同出现的野庙而言，本书中的野庙，虽然和陆龟蒙笔下的野庙性质相仿，都是“好事鬼”“多淫祀”的产物，但是其绝非陆的碑文中那般全然无用，而是连接着擦子街居民之间的情谊的物质载体。小说中的拆迁工作，更是鲜明地反映出新时代官民同心、共克难关的时代风貌。擦子街的野庙是一代代擦子街人的精神寄托，每次庙会都有着众多的信众前来参加，呈现出一幅热闹非凡的景象。多年来，素姑一人独守着这座野庙，见证了擦子街的变化，她和这座野庙就像树洞，倾听着擦子街的人们的愿望，装满了擦子街的故事。这座野庙在祭祀着何方神仙，其实已经无关紧要，这座野庙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锚点，承载了居住于这条街上的人们的乡土情怀。而即将到来的城中村改造，则为这座野庙带来了巨大的危机。野庙是擦子街的人和擦子街本身命运的象征，小说借人们关于其留存与拆除的矛盾冲突，表达了对于物质意义上的乡土消失后，精神的乡土又该何去何从的思考。在陆龟蒙所在的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省吃俭用，将食物供给不知名的鬼神，以求得神明的庇佑，这固然是可悲的；但是在这个物质生活富足的时代，发展使时代的滚滚洪流将过去的一切推倒，而那看似无用的眷恋却成为了人们心中对乡土记忆最后的寄托，这样的吊诡又何尝不是同样令人唏嘘！野庙面临的危机，更是时代交替时的矛盾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中村的拆除是必然的，但是野庙隐喻着人们对于乡土的精神寄托，这种对于故土的留念自然难以割舍。在小说的结尾，擦子街终究是没能逃出时代的洪流，命中注定地沉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野庙却得以幸运地保留下来，擦子街乡亲们腾房前举行了告别宴，共同说出老街坊们“人散心不散”的愿景，感谢政府成全“不散的筵席”。这无疑是一种极具温情的结尾，展现出时代的推进下强烈的人文关怀，野庙的保留使擦子街的居民对故土的依恋得以保留，为曾在擦子街生活的人们守住了一片心灵的净土，让作为小说的《野庙碑》不像陆龟蒙那般为世事而悲，而是满怀希望地写下“以证民生是念，可以生生不息”“欣然于时代气象”的豪言壮语，为擦子街的历史画下了完美的句号。而王燕作为擦子街改造动员工作的干部，深入擦子街群众了解情况，寻找种种资料，为让野庙成为文物，促使野庙得到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为自己对接的三户人家排忧解难，帮助朱家合理分割遗产，帮助杨明走出童年阴霾，为马阿姨解开多年的心结，塑造出新时代基层干部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心声、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形象，表现了党和政府为改善民生所做的努力，具有丰富的社会现实性以及深厚的时代底蕴。
《野庙碑》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有着十六万余字的篇幅，但是所有的情节都围绕着一件事展开——擦子街的城中村改造动员工作。读者跟随着王燕，在与擦子街的朱、杨、马三户居民的对接中，一步步走进擦子街的人们的世界，慢慢地将擦子街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命运的种种纠葛一一展现。小说通过明暗两条主线行文，明线叙述王燕因城乡改造计划与以杨航为首的众多擦子街民众的交集，在动员搬迁的同时，不断走入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乡土情感，暗线则围绕擦子街野庙的拆迁与保护工作而展开。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政府与居民、传统与现代、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不断显现。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这些矛盾，同时也展现了人们在面对变革时的不同态度和选择。
擦子街的居民因为去留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如朱平这样的投资者，希望擦子街能尽早拆除，进而从中获利，而有的人则因为对故土的眷恋，或是在此地有未了的心愿，对搬走一事犹豫不决。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离开与坚守的对立。而擦子街的居民同政府的矛盾，则主要存在于对野庙是否留存的问题，也就是留存与消失的冲突。小说并未花费过多笔墨讲述王燕如何动员三户人家搬迁，而是不断地让王燕带领着读者走进这片作者构建的艺术世界，断断续续地叙述着三户人家的家事，以及各个家庭成员的人生轨迹、心理和行为。像老朱的园林，马阿姨对失散孩子回家的期盼，老杨对野庙的执着信仰，通过这些微不足道甚至不足以记叙的琐碎，却让读者更加切身地体会到擦子街的居民心中对于故土的留恋，每个人的人生旅程被打碎成细节分在小说的各个部分。小说用最细密的笔法讲述每一个可能发生的细节，种菜的要领，吃饭的动作，隐秘的感情，与时代发展有关联的，没有关联的，一一被纳入小说的描绘中。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相互交织，构成了行文的线索，将城乡改造工作中的芸芸众生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这些剪影一片一片地拼凑出了时代的真实风貌，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在作者的创作手记中，作者表示这是一个拆分与重组的故事，而这段故事正来自作者城中村动员工作的亲身经历。小说中的文学形象是作者在艺术想象的过程中对于记忆中真实发生的人和事进行拆分和重组的过程，而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也同样是拆分与重组的一部分。“人往往固守着一些东西，而又由于外力不断改变自己。固守和改变未必不好，而拆分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被某些事物所困，被禁锢于狭隘的空间中，无论是禁锢于自我的杨明与被家庭所束缚的杨萍、流落至野庙的素姑、困于感情的王燕、等待着与小儿子团聚的马阿姨，还是因三份不同的遗嘱而争执不休的朱家，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各自命运中的不幸与当下的困境，等待着被外力所拆分，从而走出困境。作者以野庙和素姑作为连接这些人物的核心，用乡村的改造将这些人物联系在了一起，向读者展现了拆分过程中的固守与改变。但是在这固守与改变的矛盾冲突中，作者并无心将笔墨用在刻画矛盾的冲突对立上，而是用一种超脱的平静和仁慈，向读者展现着和解的力量。无论是关于野庙的保存与拆除的争论，还是朱家的遗产分割，或是王燕、素姑、马阿姨她们同自己过去的人生的和解，《野庙碑》对世界的呈现，对人生的同情，对存在的领悟，一起建构起一个有力的世界——这个世界说出爱，说出仁慈，说出同情，说出生欢死哀，说出平静和超然。作者在书中写出了一种和解的力量：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过去的和解，人与土地的和解。“世间的事，过去了就是云烟，不存在谁有责任。就像世上的绳结，当时是一个死扣，但是多年之后，草绳被风雨所化，成为泥土，又哪里能看到这些死扣呢？”也正因如此，无论是素姑所放下的过去的种种不幸，或是在擦子街的街坊共同努力下成为文物的野庙，王燕与雷雷的爱情，杨杭对儿子的关爱与对传统的坚守，还是朱家那永远不会启封的第三份遗嘱，都不会让你看到彻底的固守或者改变。每个人、每件事都在感性与理性、固守与改变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促成了二者的和解。作者也正是在借此向我们表达出这样的观点：无论是在乡土皈依的问题还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唯有寻得和解，才能冲破束缚自身的藩篱，走出混沌，迎接光明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野庙碑》牢牢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借瑞金发展进程中的一隅，刻画出了地方建设中的种种社会现象，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和事给予了深切的关注。通过对小城变迁的书写，作者传达了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和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文关怀的呼唤，通过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对历史文脉的挖掘，反映了普通人在这一过程中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赞扬了瑞金人民重情重义、守望相助、深明大义、开拓进取的品质，歌颂了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基层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表现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文力量，具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因此，这部小说不仅是对一个地方的记录，更是对时代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既是献给瑞金红色历史的赞歌，也是送给建设瑞金的基层干部与人民群众的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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