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黄朴的长篇小说《如我》，延续了其中短篇小说对“柳庄”的文学书写，通过对文学故乡的冷静凝视和反复叩问，以“柳庄”为端点延伸出广阔丰盈的文学场域，以城乡的巨大变迁切入时代精神的变幻激荡。“柳庄”是文学书写的端点，既有作者与故乡的依依眷恋，也可见作者维持观察距离后的冷峻透视和批判，寄存回忆的“柳庄”在化身理想寄托的同时，亦成为被逃避而疏离的故乡。
现实题材的陌生化处理
继承陕西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如我》以城乡发展为故事背景，并成功完成了一次严肃现实题材的陌生化处理，文本内含一丝荒诞感。主人公思然的成长串联起求学、进城务工、家庭养老、乡村建设等等一系列当下的热点社会议题，这是作者参与社会意识的自然表露，而作者自身的多重身份也将记者、编辑的生活体验融入小说之中，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怪诞通过相关情节被集中表述。
作者倾向于对具体事物或场景的细致描绘，或许是受本土文化的影响，小说也吸收了不少民间信仰、风俗传说等素材，与之相关的生死、命运等人生大事，也是作品所关怀的重要主题。思然父亲王大路的葬礼之于《如我》类似于《儒林外史》中的“泰伯祠大祭”，具有单线剧情的各色人物集中登场，葬礼发挥了收束多条叙事线索的功用。父亲对于墓葬的期望与准备、葬礼的具体仪式与细节，渗透着作者对乡土民情的熟稔与生老病死的思索，而在葬礼之后反复出现的父亲坟头附近的“飞鸟”，则是逝者的虚幻化身，具象化地完成与过往及生者的最终告别。通过这一虚幻的象征，死亡的幻灭感与沉痛感被稍加消解，代之以其他生命的新生，个体的消亡被置于自然界的新陈轮回。
陌生化的处理使得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事物具备了文学意象的属性。“酒——水”与“城——乡”，在《如我》中形成了富有张力的一对隐喻关系。辛辣的酒精热情似火，城市生活中的酒精成为财富的辅助、权力的中介、异化的象征。《如我》所描写城市中的推杯换盏，多是利益交换的赤裸展现，其间延续的是作者不避“丑”、不避“恶”的写作精神，直白的文字表达，更是将事物本身的扭曲和不适感直观传递给读者。
清冽的河水甘之如饴，张海山少时记忆中的乡村是单纯喜乐的田园，但滞后的发展却使思然这一代青年，不得已扎进城市，成为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物。受污染而浑浊的河水已无法使用，代表着城镇化过程中迅速失落的乡村，而张海山所主持的自来水入户工程，既预告着“柳庄”等空心化村镇的振兴，也是其个人赎罪的具体呈现，在城市生活中挣扎游走的个体，仍然需要故乡以澄净心灵、洗涤灵魂。
多声部的立体叙述
《如我》中的主要人物，均富有鲜明突出的性格棱角。同一事件中的不同人物虽处境相似，然心境不同、举止有异。在多角度叙事的推进与不同人物的观照下，小说文本营造出一种多声部叙述的立体感。
以主人公思然的成长为叙事主线，小说在全知叙事的主导下，灵活切入限制性叙事视角，借助其他人物的多重视点，为思然赋予了更为复杂的人物内涵。立体的叙述塑造了一位面对命运有抗争，亦有无力感的女性，而幕后指挥这场“交响乐”的作者，则将关怀人性的目光聚焦于此。因此思然的挑战与妥协具有超越年龄、性别的典型性，逃离“柳庄”和过去，虽仍未被城市接纳而拥抱未来，但光芒所在便可触及希望。
文本中有一定数量的大篇幅、高密度的人物对话与心理描写，在连珠炮般对读者的文字冲击中，叙述者的自我表达已经与人物意识高度融合，难分你我。《如我》的多声部叙述，混合了希望、哀伤和悲悯，倾诉着对爱与美好的追求，也控告着对生存困境的愤懑和不甘。
比如小说的开篇，就通过一场多人之间的对话、争论，牵涉出读书求学的议题。对话中预告出场的王一盘，也与之关系密切，思然母亲水莲将考上大学，视为改变人生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张建设一家则将考试等同于挣得前途、获取权力的大道，其中张海山的认识，仍保有一份借径改变世界的少年锐气，仿佛一场公开辩论会，这具有代表性的各种论点，经由小说人物全盘托出。选择沉默的作者则有意隐藏自己的观点，而之后的部分情节发展，更是有关这一话题的多种可能性的具体呈现。
多声部的诉说，意味着中心话语在文本中的主动退场。价值判断的权力，则被作者平等让渡给每一位读者，而这也是在小说结构层面，接近生活原生态的一次积极尝试。
长篇小说《如我》，实现了对文学故乡的凝视与叩问，是陕西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值得阅读和留存。
【作者简介：杜近都，文学博士，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整理并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话》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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