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当你人到中年时，突然遭遇了生意场上的滑铁卢，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你殚精竭虑想要东山再起，一次偶然的机会你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但你觉得，这样做虽合理合规，却会让自己的内心有一丝不安，你会作何抉择？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在刹那间陷入内心的思想斗争。或激烈，或平缓，或长久，或短暂。但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在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与捕捉到内心嗷嗷待哺的饥饿感后，绝大部分人最终会“克服心魔”，“迎难而上”。既然合规，义而富且贵，自然不能苛责，但做与不做之间，却体现出人对自我价值的定位与抉择。
汤成难的小说《刻经》即书写了这样的故事，不同的是，小说的主人公老马最终选择的是遵从内心。老马原是一个商人，日常以“儒商”自居，因投资失败，日渐颓废，在突然嗅到商机之后，却受到内心的感召，心甘情愿成为一个心无旁骛、不求回报的刻经人。人物的前后形象变化如此巨大，无疑对小说的完成度带来挑战，但小说通过翔实的逻辑和细腻的笔调，很自然地将读者引入叙事场域之中，没有设置炫技般的情节迷宫与阅读障碍，虽然采用的是有限视角，但多角度的透视，令人物隐秘而复杂的精神世界纤毫毕现，与此同时，还穿插了洪总、老余、丁老师、旻空等人物群像的刻画，既是一部主人公性格成长的心灵史，也是作者试图提供给时代的一幅精神画卷。
小说在叙事技艺上最大的匠心在于它的空间营造。开篇部分，作者将老马东奔西跑的学艺，放置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场域中，但很快，叙事便转向于在一个狭小而封闭的刻经房中推进，可以说，小说人物主要性格的最终完成，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刻经房这一小小的空间场域，在这里，空间之逼仄与人物心灵之丰赡，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空间之小是观测效应，时间之丰则是实际效应，这体现了小说创作中的时空叙事魅力，这里的时间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而是一种心理时间，即叙事的空间场域越狭小，人物的心理时间越漫长，而对于这种漫长的人物心理时间的雕琢，则往往能够反映出一部作品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超越现实的艺术性。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的。这种时空的无限伸缩性衍生出的二律背反，其实在很多经典作品的叙事中都有所呈现。比如在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中，主人公在时隔多年后回忆起当年与自己惺惺相惜的米考伯先生入狱后，自己郁郁寡欢地住在米考伯先生的居所中，几不外出，人物栖身于狭小而封闭的居所空间中时，大量的时间点突然涌入叙事，诸如“就在那天上午”“在他入狱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清楚地知道”等等，这些本极易被遗忘的过往片段却如此清晰地被打捞起，极尽绵密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也有类似话语，如“在满院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到自己的身影”。在这里，狭小空间的限制反而造就了时间之“幻”，空间之小反而激起了心理时间的永生，让作家得以在想象的世界里策马驰骋、尽享辽阔。《刻经》完美运用了这一技艺，老马在小小的刻经房中，多次与梦中的文邑对话，与偶然飞入的燕子对话，与自己的内心对话，用几年的时间不慌不忙做一件事，作者限制了人物的活动区域，从而将人物的心理时间无限延长，叙写了大量的内心活动，将梦境与现实交织，在虚实交错中呈现自我与真我之间的极限拉扯、挣扎，为读者描绘出人物丰富的内心画像。
《刻经》的旨归无疑是深刻的，它深入揭示了在新消费主义盛行和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人面对世界和自己内心的方式，寄寓了作者深沉的人性理想和精神乌托邦。题材上，选用刻经这一内敛静观的传统文化方式，融入大量有关雕版印刷、民间文化、建筑等方面的描写，使篇幅不算太长的小说显得气象万千。小说中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是：说是刻经，实则是刀在刻我。这令人想起米开朗基罗的那句著名的夫子自道——我去采石场，看见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在它身上我看到了大卫，我要做的只是凿去多余的石头，《大卫》就诞生了。其实，人生而有天性，只是在漫长的时光中逐渐被世俗遮蔽，如何学会断舍离，去除多余欲念，是每个现代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
小说的结尾，作者极具匠心地安排了一次行路。暮色涌起，主人公一路经过曾经熟悉的场景，最终在一个三岔口停下，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每条路的前方又有分叉，那一刻，他意识到，一个人只能同时走一条路。世事纷俗乱耳，万物惑人心神，这条通往淮左刻经的路，既是尘路，亦是一条通往静谧安宁的心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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