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云
《我该走了吗》，李翊云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1月
在美国文坛中，华裔作家李翊云无疑是一位有目共赏的作家。其作品丰富深刻，包揽无数奖项，广受称赞。此前，这样一位备受关注的作家一直坚持用英文写作，并拒绝将作品译回中文，直至译作《我该走了吗》于2023年在中国出版。继《理性终结之处》后，这是她的又一部写于长子文森特去世后的长篇小说。在承袭了李翊云一贯深邃、精妙、严密的语言风格的同时，小说还从字里行间泄露了主人公的真实情感——无论对于小说主人公，还是作者而言，都伴随其一生的悲痛。
翻开书本的扉页，我们看到上面写着“献给……始终、永远的文森特”。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莉利亚在85岁时开始为故人罗兰的日记作注。她与罗兰有过一段露水情缘，并有了女儿露西。她向罗兰隐瞒了露西的身份，与吉尔伯特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一切本应顺风顺水，然而露西在27岁的年纪选择投水自杀，留下了年幼的女儿凯瑟琳。为了寻找露西轻生的原因，莉利亚决定从罗兰的日记着手，寻找这对父女共同的精神内核。小说共分为三部，前两部交织着莉利亚的现实生活和对过往的回忆，第三部是莉利亚对罗兰日记的正式作注，每个日记的选段后都有莉利亚的标注，“日记-标注”的结构从中反复出现，他人的声音、罗兰的声音和莉利亚自己的声音交错在一处，或来自过去，或来自未来，如同一支配合默契的交响乐，互为衬托，互为补充，互为纠正，为整部小说提供了奇妙的复调。
如果说《理性终结之处》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如何直面爱子自杀的悲剧，是一次与自我的对话，《我该走了吗》则是一次对悲剧的哀悼、溯源。最终人们该如何背负着悲剧自我重塑？不少人把它当作女性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因莉利亚和罗兰与“我”和作家R的感情轨迹何其相似，丧子之痛又何其悲切，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爱情故事，罗兰的日记，甚至罗兰自己都并非小说的关键。莉利亚难以否定，“如果我们未孕育出一个女儿，我会不会把罗兰忘了？”她作注并非出于对罗兰的一片痴心，而是她的女儿莫莉向她抛出的问题：“露西的死是合情合理的吗？”在遭到莫莉的质问之后，她终于发现，尽管自己对露西的成长格外关照，但她从未弄清露西轻生的原因。罗兰的日记是莉利亚追忆往事的媒介，罗兰本身是莉利亚探索露西轻生之谜所需的范本，正因露西与罗兰在血脉上的相似，莉利亚才只能通过他的过去解开心结。不过，罗兰的日记为小说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即罗兰心目中的自己和其他人。日记中的罗兰不像莉利亚记忆中的那样通达，他敏感、多情、志大才疏，因伊舅妈和西德尔困惑，甚至自嘲“认识西德尔之后，我没有一天长大”，他对过去不由自主的美化难以得到莉利亚的认同，让莉利亚发出了和罗兰相似的感慨：“人会在自己的日记里说谎吗？”日记的叙述者并不可靠，日记之外的叙述者自然难逃相同的质疑，让人不由得猜想莉利亚是否也像她自陈的那般铁石心肠。
莉利亚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我”存在本质的不同——莉利亚从不耽于外物而失去自我，因而从未失控。她认为自己的家族是拓荒出身，铁石心肠是刻在移民和拓荒者基因里的特质。“我的爱和我这个人一样硬……只要我能做的事，我倾尽全力去做，但我不与暴风雨、洪水、地震作斗争，我不哄自己相信我能不做我自己……只有软弱的人才从他人身上寻求回报，我们的回报是我们自己。”从疗养院其他老人和莉利亚自己的子女口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莉利亚是个刻薄、不友好、欺凌他们、不讨人喜欢的老人，莉利亚评价自己敏感而自私，这样的人仿佛情感迟钝，永远不会陷入失落中难以自拔。但莉利亚的悲伤有迹可循，她仅通过文字就能与西德尔取得共鸣：“西德尔需要那份铁石心肠，否则怎么能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活下去？”不管哪个母亲，忍住的泪水都不会多于她，但莉利亚拒绝流泪，她“是那种不管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尽量实现最大作为的人”。事实如此，她是个对他人和对自我都格外严厉的人。尽管她将度过的每一天视作对露西放弃生命的拒绝，尽管她日夜思索希望露西以何种身份活下去，她仍不表露悲伤。她将五个孩子抚养长大，配合着每一任丈夫的生活，同时保持自我的清醒与独立，她不算是家庭中的奉献者，因为处理琐事不妨碍她从中取乐，游手好闲。
但情感的忍耐和遏制最终会造成耐受甚至麻木。莉利亚最终似乎耗干了她宣泄情感的机会——“不哭对一个人产生奇特的影响好比用一道堤坝拦住所有要流的眼泪，一辈子活得像个值班的看守，日日夜夜，确保没有裂缝、没有渗漏、没有洪涝的危险……有一天，你对自己说，我想再看一眼那里面的水。堤坝说，什么水，女士？于是你爬到坝顶。对呀，什么水？另一边是一片沙漠。”她并非因铁石心肠才不为女儿落泪，而是为了不被悲伤压垮而不得不铁石心肠。这是一层穿上便与人的血肉结合的盔甲，让莉利亚看上去不近人情，却在三十七年后仍放不下露西的死，并选择通过这份日记将她对生活的理解传授给凯瑟琳和约拉，因为她们是露西唯一的后人。
这份精神的韧性支撑她度过长达37年的悼念与抗争，以至于她在面对“幸运”与“不幸”时也平静地一视同仁。她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带有宿命论的色彩——露西的死算不得悲剧，“假如把人生过得和大多数人有一点不同，那样算很不幸吗？选择一种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死法也算吗？”吉尔伯特因露西之死而悲伤时，她也说：“没有法律禁止灾难降临在你头上。反过来，也没有法律禁止幸福落到你头上。换一个当母亲的，处于我的境地，也许会因一个孩子的死而恸哭：为什么是我？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我？”生活不公平地让一部分人遭受痛苦，但公平地不去挑选遭受痛苦的人。在莉利亚看来，悲剧总会降临，但悲剧不源于任何人的决定。“伤我们的只有生活，我们不向生活报复，因为我们不为报复而活。”
从这个角度看，莉利亚也是作者李翊云的一种折射，宿命论的论调充满了李翊云的人生，李翊云也如莉利亚一般习惯隐藏自我，和莉利亚对露西之死的纠结相同，李翊云也一面在播客中说：“我的大儿子死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不躲藏。”一面在书中怀念文森特：“你要在就好了，没有你，房子里空荡荡的。”
这源自李翊云不美满的原生家庭。母亲是家庭的“暴君”，而父亲是母亲责骂的对象。“面对骄纵跋扈的妻子，他的应对方式永远是无节制的退让和自我麻痹。”他没有保护李翊云姐妹免受母亲的伤害，只是告诉女儿，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只能逆来顺受。因此，李翊云只能靠自己逃避母亲的控制，写作也许是她唯一的途径。母亲不懂英文，她便开始用英文写日记，防止母亲偷看。不用母语写作、不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中文，都源于幼时被母亲偷看日记的心理创伤。李翊云素来以冷静的笔触著称，但年少时的经历依然让她养成了向家人隐藏自己的习惯。莉利亚丧女之后的心理活动也许正与李翊云失去长子后的思绪相应和，莉利亚长年与悲伤为伴，武装并重构自我的过程也是李翊云正视自己的家庭悲剧的过程。小说其实是对生活的折射，莉利亚的絮语也是作者的絮语。它几乎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没有波折，但却有坚韧的骨架，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
莉利亚试图在日记中寻找答案，露西和罗兰的确相像，她也仿佛从西德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罗兰与西德尔的关系相较于情人，更类似母子。罗兰得不到西德尔的全部关注，但西德尔却用自己的思想构筑了罗兰此人。同样地，露西在莉利亚的影响下长大，但我们只能从莉利亚口中得知，她对露西格外关照，而露西是否从莉利亚身上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已然无迹可寻。罗兰与西德尔、露西与莉利亚，二者构成对应，但死者必定不能对照日记中的生者。最终，莉利亚没能找出答案，李翊云也许也找不到文森特轻生的原因，但相较答案本身，直面悲痛并自我恢复的过程要重要得多。
对李翊云而言，《我该走了吗》是对生活的摹写，对悲痛的接纳。莉利亚与悲痛为伍多年，坚韧的思想是她的武器，但悲痛不是敌人，不一定必须摆脱。正如李翊云本人所言：“我拒绝和解，但我接受现实。”她对简单的出路不感兴趣，安宁本身即是陈词滥调。比起抛弃悲痛，构筑更坚强的自我，让自己不再对悲痛抱有恐惧，才是更有勇气的做法。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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