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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上放着《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卢卡·巴拉内利、埃内斯托·费里罗编著，毕艳红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出版），闲着就读一会儿，没两天读完了，还不收拾到书架上，时不时还会翻翻。对我，它像本闲书，又不像。

最早读卡尔维诺，大约是40年前。许多年来，我零零碎碎地读他，断断续续到现在。大学时读的书是图书馆借来的，那时候一个写小说的同学特别推崇《意大利童话》，我也跟着读；毕业后，一次在城郊结合部路边的地摊上惊奇地看到两本他的小说，就买了下来；现在我的书架上卡尔维诺的书占了一格，大部分是译林版的一整套。我算不上卡尔维诺的认真读者，但他对我一直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奇妙的吸引力。

卡尔维诺的父亲是农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我父母在植物王国中施展才智，展现植物界的神奇现象与演化规律。我则被另一个植物界——文字丛林所吸引”，他的两个舅舅是化学家，两个舅母也是化学家，他的弟弟是地质学家——“我是家族的败类，家族中唯一的文人。”但这个文人却不是科学家的对立面，而是，家族基因和父母的遗传密码被他携带进文学写作中，由精确方法支配的反思和研究嫁接到文学这一古怪而多变的主干上。他说，写作意味着，“尽可能准确地解释事物的感性方面”。

由这样的“血统”而形成写作风格，进而成为道德信念：“你问我为什么总是简洁明了……最重要的是，出于道德信念，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交流与了解的方式，比任何不受控制和欺骗性的传播都要好……但愿那些谈论自己的面孔或‘自己的灵魂’的人能意识到，他们所说的内容空洞无物。”

也因此，他对语言的空洞无物和抽象性极力抵制；而在现实中，正是这种空洞无物和抽象性构成了语言的基本环境。所以，意大利作家必须发明用于写作的语言。我也是从这里理解了《帕洛马尔》：“帕洛马尔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也许因为他在词语滥用的环境中生活的时间太久，他拦截了所有代码之外的信号，编织了无声的对话，试图构建一种道德，可以让他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沉默。但是，他真的能摆脱浸润了他自身内部和外部的语言世界吗？”

在回答几乎每个作家都会遇到的“你为什么写作”时，他的回答内含科学探究的谦逊：“我写作是为了学习那些我不懂的东西……引起我写作欲望的，并非我想教别人我所知道或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而是我自己痛苦的知识短板。所以，我的第一个冲动是假装自己具有某项能力而进行写作。但是为了装得像模像样，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积累基本知识和各种观点，我必须能够想象出经验缓慢积累的过程。这些我只能付诸笔端，我希望至少能用笔捕捉到一些我在生活中触之即失的知识的痕迹。”

卡尔维诺曾接受采访，让他为还未到来的新世纪说“三个法宝”。他的答案是：一、背诵诗歌，不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老人，促成记忆的发展；二、“不仅在语言上也包括在所做事情上，要专注于精确”；三、“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随时可能消失。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一切，相反，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享受其乐趣，但同时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随时可能烟消云散”。

卡尔维诺未发表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我第一次体会到阅读一本真正的书的乐趣是很晚的事情了，那时我已经十二三岁，当时读的是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丛林故事》的前两篇……从那时起，我就在书本中寻找一些东西：我想看看是否能够再次体验阅读吉卜林时的乐趣。”这让我想起，我年轻时曾经翻译了吉卜林的这部名著，那时候的状态真是令人怀念。

1984年，卡尔维诺去世前一年，他参加一个奇幻文学的会议，博尔赫斯也应邀前往。有人告诉已经失明的博尔赫斯，在场欢迎他的人中有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说：“我从沉默中认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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