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文学对中国读者是陌生的，甚至对中国作家也是陌生的。我们不知道哪位中国作家的写作曾受到南非作家影响。在不少普通读者心中，“非洲有无文学”尚且是个疑问，遑论南非。然而，我们对南非文学也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在那块土地曾产生过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戈迪默和库切。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这两位作家在中国得到了不少译介和研究。二○二一年，另一位南非白人作家加尔古特凭借《承诺》一书斩获英国布克文学奖，又成为国内关注的南非文学新热点。南非黑人作家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近三十年来，我们对他们的创作情况可谓一无所知。曾经的兴趣要远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尚有南非黑人作家理查德·里夫的《紧急状态》和其他有色人作家彼得·亚伯拉罕的《献给乌多莫的花环》在国内翻译出版。此后我们对非洲文学乃至第三世界文学的兴趣都被西方的文学奖项所左右。直到今天，我们谈论南非文学时，脑海里便只能出现朦胧的几位白人作家的印象，而更为整体的图画则是缺失的。
南非到底有没有文学呢？其文学生产是什么状况？生产的动力来自哪里？和世界文学有着什么关系？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和欣赏南非文学？这些问题并不是这个专辑能够解答的，但我们仍抱有一个希望，就是通过选译这四篇小说，帮助读者对南非文学的基本特征、南非作家的创作的普遍状态形成初步和直观的了解。
在我们选择的四位作家里，有三位是黑人作家，这个比例大致符合黑人在南非的人口比例，也符合南非文学场域的实际情况：黑人作家实际上是该国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除了黑人之外，在其他有色人种和印裔南非人中也产生了十分杰出的作家，他们在文学上不仅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对社会也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力。仅从影响力来说，恐怕不得不提及女作家戴安娜·费鲁斯（Diana Ferrus）。她是混血儿，身上流着南非科伊桑族人、黑人和爱尔兰人的血液，从小在开普敦长大，使用阿非利卡语和英语写作。一九九八年她创作了讲述萨拉·巴特曼的悲惨命运的诗歌《我来接你回家》。巴特曼是南非科伊桑人，因体态奇特，十九世纪初被殖民者运到欧洲进行科学研究，为了牟取暴利，殖民者还在英国、法国各地以及贵族沙龙巡回展览她的酮体。她于一八一五年去世，年仅二十五岁，法国解剖学之父乔治·居维叶亲自肢解了她的遗体，器官和残骸随后一直保留在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巴特曼屈辱的命运很容易引起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南非民众的共鸣。费鲁斯对巴特曼的告白“我来接你回家”变成了南非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终于，法国在南非政府强烈要求下，于二○○二年送还巴特曼的尸骨回到她的家乡，《我来接你回家》遂成为新南非最重要的一首诗歌。印裔南非人积极投入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中，产生了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其中艾哈迈德·埃索普（Ahmed Essop）是天才作家，短篇小说圣手，艾克迈·丹戈尔（Achmat Dangor）是南非一九九四年后转型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曼德拉基金会”主席。和这些作家相比，南非的华裔作家只有一些回忆录问世，如乌弗蕾达·霍（Ufrieda Ho）的《纸孩子》，虚构的文学作品则尚未见到。
在南非，白人写作和黑人写作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种情况也许和美国黑人文学与白人文学的关系有相似性，也就是说，在南非，似乎存在两种交叉却又分立的文学史。读者大多听说过一种叫做“种族隔离”的制度，那就是南非白人统治黑人时所使用的制度。这个制度的内核是“彼此隔离，分别发展”，即主人有主人的生活世界，奴隶有奴隶的生活世界，两相隔绝，互不来往。文学写作也是如此。南非的白人文学与欧洲文学根脉相连，这是内殖民国家的白人文学的共同特征，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莫不如此。黑人文学一方面在传教士的教导下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另一方面，又没有脱离黑人口传文学的传统，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融入在都市发展起来的爵士乐的风格，形成了黑人写作独特的传统。这两种写作完全放不到一起去。一九九四年，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新的民主南非建立起来，隔绝的文学世界也因之发生了改变，许多白人作家带着负罪的心理自觉自愿地想接近黑人生活。在这股白人掀起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最极端者提出，白人作家只有获得黑人性（熟悉黑人的生活习俗、心理和语言，体认他们的苦难）才有重新写作的资格。但这种来自白人的“友谊”并没有开出繁茂的花朵，因为白人的善意不能解决黑人作家的根本困境：如何靠写作生存？如果安捷·克罗格（Antjie Krog）可以靠表达这种善意而获得西方的赞颂，甚至她的半虚构作品《颅骨国家》可以拍成电影，那黑人作家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没人能够靠写作维生。《气流》的作者穆隆戈除了文学写作，还为报刊写食品专栏，他在二○一七年来中国珠海参加“金砖国家文学论坛”时，惊叹主办方提供的精美佳肴，忍不住拍摄了大量照片，为自己的食品专栏积累素材。穆隆戈是最成功的南非黑人作家之一，在德国有忠实的读者，经常去那里访问和写作，即便如此，他依然只能继续住在索韦托黑人城镇，无力移迁到周遭新发展出来的黑人中产阶级社区。更有意思的是，二○一六年依靠《我们失去的记忆》获凯恩文学奖的作家利杜杜马林加尼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被问道：你会不会放弃一万英镑奖金，捐给需要它的人？作者直接回怼：我最需要它。
我们这里读到的三位黑人作家都是在窘迫的生活境况中从事写作的。这也许没有什么意外，天下的作家大多如此，只是程度轻重有别。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将作家直接推给市场，任其自生自灭，这种非洲国家后殖民政府普遍的做法严重伤害了非洲文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以南非为例，作家们为了生存，为了从写作中获得尊严，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中一条是走国际化的道路，得到西方出版公司的赏识，拥有国际读者。能做到这点的作家是深知国际读者想看什么东西的。有多少西方读者愿意看到真实的非洲的样子？又有多少只愿意看到他们想象的非洲的样子？《我们失去的记忆》是利杜杜马林加尼的处女作，用处女作战胜其他资深非洲作家获奖，靠的不只是作者真正的写作实力，而是对非洲落后的民俗和阴暗面的揭露。在这篇小说里，南非黑人文化似乎依然停留在中世纪，迷信笼罩着乡村，科学之光幽暗不明，个人成为愚昧的牺牲品。穆隆戈的作品在德国受到欢迎，一个主要原因不是他写出了“彩虹国”的积极变化，而是刻画了玩世不恭、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新时代黑人青年形象，这种“提不起来”的青年类型符合了德国读者的期待视域。
西方人对非洲的凝视始终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他们现在对“生产”非洲的知识比较谨慎，但他们有强大的资本能让非洲人来做这件事。诺奖得主古尔纳在小说《赞美宁静》里惟妙惟肖地讽刺了这种情况。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英国的非洲人，他有一套取悦白人岳父的办法，那就是，满足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者心态。岳父相信，离开了欧洲人，非洲人肯定把非洲搞得一团糟，于是主人公就开始瞎编乱造这类岳父想听的故事。不少非洲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在欧洲大受欢迎，可以以这种模式来解释。
中国在非洲并没有殖民历史，不可能有着西方殖民者阅读非洲文学的心态。我们选译利杜杜马林加尼的《我们失去的记忆》，目的不是“玩味”非洲社会的落后，而是看到非洲作家利用文学去改造社会的努力。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交响着“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非洲文学亦然，第三世界文学亦然。《我们失去的记忆》属于非洲文学中悠久的启蒙传统，重新阐释这个传统，是我们和西方人阅读非洲文学的不同之处，是中国找到自己理解非洲文学的方法之一。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除了走国际化道路，向市场和流行文化低头则是南非作家的另一条出路。如果以一九九四年为分水岭，南非文学前后的变化是很明显的：过去抗争的、反抗的文学逐渐式微，代之的是流行文化的盛行，其重要的表征就是侦探文学的兴起。南非著名的文学研究者利昂·德·科克（Leon De Kock）曾著书回应如下问题：“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文学引发了许多讨论，其中一个热点问题是：为什么类型化的小说，特别是犯罪小说能够深刻渗透到图书市场？”曾经的严肃作家迈克·尼科尔（Mike Nicol）转行写侦探小说就是一个例子。和穆隆戈一起参加“金砖国家文学论坛”的另一位南非作家弗雷德·库马洛（Fred Kumalo），在新冠疫情期间便通过脸书不断宣称，自己将要转轨写侦探小说。事实就是这样，当新南非政府对文化领域放任不管时，文化便不能为一个处于百废待兴的国家提供积极的精神力量。最简单的一个事实是，脱贫是南非的一个重要国策，但扶贫文学并不存在：倒不是作家不关心这个问题，而是写了没人看，甚至没处发表。后殖民国家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国家建设和文学生产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在资本和市场的淫威下，作家只能为自己的生存而写作。
刚去世的米兰·昆德拉为文学批评贡献了“媚俗”一词。在一定程度上，后种族隔离文学具有一种媚俗相。然而，凡事总有例外。南非文学有一块相对清净之土，那就是女性文学。在南非，黑人男性大抵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白人男性则分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遮遮掩掩的种族主义者和自负的自由主义者，而黑人女性，特别是黑人中产阶级女作家，从根本上认同的，不是阶级，不是种族，而是性别。她们似乎比白人马克思主义作家更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的意义。在约翰内斯堡，女性组成了不同的读书和写作俱乐部，彼此过从甚密，相互帮助，写作对她们来说好似一个机密的行动，依赖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和彼此的心灵唱和。这种私密关系使女性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际资本和市场娱乐所要求的生产模式。女性作家本能地意识到，女性共同体比资本和市场更为可靠，没有了共同体，女性写作也将消亡，而共同体存在的条件是共同面对外部的敌人：男权文化和以男权文化为基础的南非社会和政治结构。
在南非，尽管政府在过去几十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改善妇女的生活状况，但对妇女施加暴力依然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随着新冠爆发，南非政府效仿中国政策，实行全国戒严。谁知，出不了门的丈夫反而得到了家暴妻子的绝好机会。戒严的第一周，妻子向警察局通报的家暴事件就高达八万多起。去年七月份，在约翰内斯堡周边一个著名的黑人棚户区，一位妇女于傍晚时分在街道被活活烧死，这个暴力事件引发这个地区的妇女多日示威抗议。类似的事件使得南非女性和女性作家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身份认同。她们意识到，妇女的解放并未因新南非的建立而到来，相反，妇女通向自由之路漫漫无期。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和迫在眉睫的革命热情蛰伏在女性作家心中，她们将每一件作品当作未来社会变革的火种。
本期《跑》的作者马可萨拉娜·夏巴是女性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她出生于一九五七年，到二○○五年开始发表处女作时，已年近半百，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从革命走向写作的作家。她早年接受护士训练，在战火中从事救死扶伤的工作。她在一首诗中写道，她的手触摸过各种各样战火炙烤的尸体，里面流出的各种液体和脑浆温暖着这双手，而这双手也是为女人接生、迎接新生命诞生的手。这是夏巴最著名的一首诗《那些手》的内容。在诗的结尾，夏巴宣告，这双手现在正颤颤巍巍握着笔，开始新的使命。她的第一部诗歌集《那些手》和第一部小说集《跑和其他故事》都引起不小反响，说明她转型的成功。而这份成功则主要基于她对于女性意识的开掘。我们这里选译的《跑》触及了一个禁忌的主题：革命和女性利益的冲突（类似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小说里探讨的问题）。在《跑》这篇小说中，一位正在被神化的烈士恰好曾经猥亵过女主人公，在强大的革命话语里面，小女孩发现自己无法把自己的苦难讲述出来。作者以意识流的笔法揭示了在大历史叙事下个人叙事的无力感，批判了南非反殖民革命的不彻底性。这篇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的主题，穆隆戈八年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回家的路》续写了这个主题，讲述了一个被同志迫害致死的女革命者还魂回到现实报复当权者的故事。为了产生良好的市场效果，他把这个情节演绎成了恐怖小说，其严肃的现实意义大打折扣。
除了挖掘革命中隐藏的性别压迫问题，夏巴更热衷探索的领域是女同志的关系。她为此和友人一起编辑了第一部南非同性恋小说集《酷儿非洲》，她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同性恋故事。南非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普姆拉·迪内诺·古拉（Pumla Dineo Gqola）曾如此评价夏巴：“如何能让女性发出不同的声音，去思考女性的故事、欲望和恐惧背后的意味，如何想象女性处于既自由也同时在争取自由的双重状态？马可萨拉娜·夏巴在《跑和其他故事》里不断回答这些问题。”过去几年，夏巴得到了南非金山大学的教职，生活突然安定下来，迅速完成了向女性学者的转型。二○一九年她编辑出版了重要的学术著作《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世界》。该作第一次尝试整理从二○○○年到二○一八年南非女性诗人写作的历史。从夏巴多产的写作、编辑和研究中，我们可以瞥见女性意识发展的进程：从民族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女性写作史，女性的知识共同体意识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得到了快速发展。
我们在此选译的四篇皆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作品。它们不仅属于新世纪，更属于新时代。南非在一九九四年经历了政权更迭，在随后的若干年时间里，黑人写作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老作家面临着写作转型的挑战：过去的抗争文学模式在新时代中已有不适之感，新的“彩虹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这个问题在一九八七年之后就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但适应新时代，对老作家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对新一代作家来说，革命的突然成功，自由的一夜降临，以及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经验也需要一定时间沉淀下来，转化为文学的形式。黑人写作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事情。夏巴和穆隆戈都是在二〇〇四年前后发表作品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新时代的作家（当然，从年龄上算，他们相差一辈——夏巴是一九五七年生人，穆隆戈是一九七三年生人）。利杜杜马林加尼在二○一六年发表作品，属于第二代作家。代际的不同给他们的作品的主题、形式和风格都留下了痕迹。利杜杜马林加尼对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生活的记忆应该是模糊的，他基本是在新时代长大的孩子，所以在《我们失去的记忆》中，我们看不到种族隔离这段历史背景，作者更愿意将乡村的愚昧文化看成是永恒的，而不是历史造成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为“非国大”）执政后，有意在小学至大学的教育体系里淡化处理种族隔离这段历史，由此造成一九九四年后出生的孩子普遍缺乏历史意识。和利杜杜马林加尼不同，穆隆戈是在种族隔离时期完成高中之前的教育的（当时的“班图教育”质量低劣，其目的为企业提供廉价工人）。虽然穆隆戈使用英语写作，但他的英语没法和老一代作家相比，因为老一代作家主要从教会学校接受严格的英文训练，而穆隆戈在学校几乎没有受到良好的英语教育。幸运的是，一九九○年曼德拉从狱中释放，过去被驱逐出境的黑人政党重新获得合法化地位，白人向黑人移交政权的谈判至此拉开序幕。在高等教育方面，更多的黑人学生获得进入白人大学的机会。穆隆戈就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在白人高等学府学习，以白人为师，以白人学生为友，这份经历对大多数黑人来说，是十分罕见的。它意味着像穆隆戈这样的年轻人离开了激起血雨腥风的反抗压迫的社会运动，进入了相对友善、和平、开放的校园，开始学习如何和白人相处。穆隆戈比同龄人更早体验了白人和黑人之间形成的微观权力机制：赤裸裸的主仆关系已经消失，但白人埋藏在骨子里的傲慢和黑人与生俱来的自卑处处体现在彼此亲密的日常交往之中。外在的隔离状态消失了，但内在的隔膜却似乎日益加深，白人和黑人似乎在走近，更似在远离。这种无法消弭的距离感及其所内化的误解、猜疑、嫉妒、厌恶、愤怒和自怨自艾的心理形成穆隆戈作品最深层的情感结构。
穆隆戈的《气流》呈现了白人和黑人在表面和谐相处中各自感到的芒刺在背的不适。这是穆隆戈小说的永恒主题，没有哪个作家在这方面比他写得更好。他的作品之所以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就是因为这种白人和黑人不平等的微观权力关系深嵌到后种族隔离的社会机体里面，它构成了新的伦理结构——当白人想俯身成为黑人时，黑人却发现自己永远无法成为白人。普遍意义上的人的观念只存在于人权的抽象概念之中，而现实中的人，逃离不了在历史中长期形成的既定的身份认同。穆隆戈是一个艺术家，他发现了自己的时代最隐秘的伦理和情感结构，并对之冷嘲热讽，因为唯有在冷嘲热讽之中，叙事才有可能，也就是说，真实的生活才能继续。他创造的痞子文学模式，既有西方所理解的南非青年“垮掉”的精神特点，也有最原始的历史主体的形式。当他笔下“痞子”的言行和做法与既有的社会价值相冲突时，他的人物便无法简化为真理、规则和美学秩序：从普遍和无限之中，他拯救出了真实的、现实的时间。在他之后，下一代作家，已经完全进入了普遍化和抽象化的叙事模式里面去了。
加尔古特是本专辑里唯一的白人作家。他的童年很不幸——幼年患癌，父母离异，母亲再婚后未受继父善待，这种经历使他十分早熟。他十七岁时即发表处女作《无罪的季节》，随后，作品获得许多国际文学奖，是继戈迪默和库切之后，在国际上最成功的南非作家。他的第五部作品《好医生》（2003）入围布克奖候选名单，提振了他的国际声誉。在此之前，他的作品因为没有涉及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社会问题，而不被国际社会认可。从《好医生》开始，加尔古特开始关心当下的政治话题，国际认可便随风而至，他也找到了能使作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门道。
加尔古特的写作根植于南非白人文学传统之中。大致说来，南非白人的文学巨树上长出四个主要的分支。第一个是阿非利卡人撰写的民族主义文学，这是阿非利卡人——在和英军交战中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推行的国语文学运动的产物。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文学充满了种族优越论，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文学是白人文学另一个枝叶繁茂的传统，在不同时期都产生了杰出的代表人物，如早期有奥莉芙·施莱纳（Olive Schreiner），中期有写出《哭泣吧，亲爱的国家》的阿兰·佩顿（Alan Paton）和后来的南非最杰出的戏剧家阿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自由主义作家对黑人怀有仁爱之心，但轻视非洲的文明，主张政府应该对黑人进行教化而不是统治。白人父亲照顾黑人孩子是自由主义文学中的一个母题。自由主义之外，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代表人物是戈迪默。戈迪默有着日耳曼人的基因，生活在南非的这类女性有相似之处：都是强大的理性和意志力的化身。从早年描写白人在南非大地上的孤独和异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开始，戈迪默逐渐投身于反抗种族隔离斗争中，支持非国大，为曼德拉辩护，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一直是国际文学界形成的抵制殖民政府联盟的重要精神支柱。她有长久的艺术青春，在每个艰难时期都有佳作问世，艺术风格兼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元素，是非洲大陆上卢卡奇现实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奉者。戈迪默之后便是库切的崛起，他的写作形成了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双向反动，形成了南非白人传统的第四个部分：后殖民写作。库切才华卓异，风格至简，酷似卡夫卡和贝克特艺术的风格，出道不久，影响力即席卷全球。在严肃文学界，种族隔离制度瓦解后的白人作家大抵以库切为师，戈迪默逐渐被淡忘。加尔古特是个少有的例外，他从库切和戈迪默那里汲取了双重营养。库切对南非文学传统的反叛正是基于如下的一个根本思想：自由主义将黑人当作孩子和戈迪默将黑人当作同志的做法都不可取，因为对于白人来说，黑人只是“他者”——一个与“我”不同的存在形式。相信“我”能言说“他者”不仅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表现，更是写作者道德的污点——它来自殖民者征服的欲望。库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中的“整体性”观念对文艺是有害的，自由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更是令人作呕，摒弃两者，始有新的文学出现的转机。“我”和“他者”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认识论上：“他者”是“我”认识的客体（一种知识对象），而非建立在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同一性观念上的“我们”。相反，承认“我”和“他者”之间的绝对差异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其核心是“我”对“他者”绝对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将导向友谊，友谊引向善意，于普遍的个体善意之中，“德行”的社会才能到来。库切的所有写作不妨看作为这个盛行各种本质论的污泥浊水的世界提供一个言说“友谊”和“善意”的叙述语法。因此，写作是作家的伦理责任——对他者放弃全知叙述的一次伦理行动。
在获得布克文学奖的小说《承诺》里，加尔古特紧紧遵守着这个伦理的律条——他笔下的黑人几乎不说话，他最伟大的主人公阿莫尔在表达善意。但是，比起库切，加尔古特是更招人喜欢的南非作家，而库切不过是招人喜爱的世界作家。库切的文学对现实做着减法，在大量现实指涉被滤掉后，剩下的文学呈现的是人类遇到的普遍困境，或者说，是西方殖民历史在后殖民时代留下的生存难题。加尔古特在这点上背叛了库切。他坚持自己是南非作家，不想在文学中以“世界”替换“南非”。就这点而言，他是戈迪默的追随者。他对人物的意识有着浓厚的兴趣，意识总是具体时空的产物，这种东西，库切是怕沾惹的。在形式上，加尔古特的小说不同于卡夫卡和贝格特，而更接近伍尔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十分喜爱的契诃夫。他的作品提供的繁复细节都是现实社会在人物意识中的变形。没有一些关于南非的历史知识，是很难完全理解他的小说的，所以阅读他比阅读库切是更大的挑战。
《一次非洲布道》发表于二〇〇四年，涉及当时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一个犯下了危害人类重罪的人会不会真心忏悔？应不应该得到宽恕？这是当时许多文学作品都涉及的一个主题，背后的社会原因是，非国大上台之后，决定不追究白人在种族隔离时期犯下的罪行，以实现种族和解的最终目的。当然，非国大在领导革命的进程中，也使用了许多暴力，包括对自己同志的清洗和迫害，为了党内的团结，这种罪行也需要压下去。于是，政府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只要交代犯罪事实，就得到宽恕的政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是图图大主教，他代表了宗教权威，许多主要的政治犯都在他面前得到宽恕。在电视机镜头前，图图主教代表了基督徒宽恕的美德，为黑人受害者树立了榜样。因此，这场不计前嫌的民族和解运动是动用宗教力量才完成的。《一次非洲布道》讲述了发生在年轻牧师和卢旺达大屠杀逃犯之间的忏悔和宽恕关系，但故事末尾的反转不得不让人反思这场运动中忏悔的真实性和宽恕的可能性。不管如何，正如一些文学评论家指出的，“真相与和解”运动塑造了新时期南非文学创作的基本形态。
在文章的结尾，我想向《世界文学》编辑部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眼光和宽容，是不会有这个南非短篇小说专辑问世的；几位编辑对译文质量的提升付出了大量心血，我代表译者们向他们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在选编这个专辑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这几篇小说旅行在中文世界里会有怎样的命运，它们也许会立刻被来自欧美的艺术质量更为精湛的文本淹没，连一朵浪花都溅不起来。然而我想，这种担心难道不是所有研究第三世界文学的研究者共有的心结吗？在和西方确立的经典相比，非西方文学的价值在哪里？谁是这个评判标准的制定者？是西方吗？《世界文学》刊发了这个南非文学专辑真正的价值也许不在这几篇小说上，而是引发读者去思考，如何阅读和理解非洲文学。这将是一个长期性的探索工作，每个读者的答案都不尽相同。对我本人来说，阅读第三世界文学文本唯一的方式就是倾听来自那个世界的人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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