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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或者被读?答案存在于这十一位经典作家作品中


    

日前,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俄罗斯文学权威学者刘文飞解读评论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的全新学术随笔集《读与被读》,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论及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乔伊斯、川端康成、纳博科夫等十一位世界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作者基于对经典文本的精研细读和对作家生平的查究梳理,每篇文章提炼一个焦点并围绕它展开剖析讲评,或钻研人物形象,或探讨文学属性,或谈论思想、生存等严肃话题,或从建筑、颜色等细节解构经典,十一个主题生动、新异、丰富、深刻,纵横开合,蔚为大观,是世界文学爱好者的思想盛宴。
    作者解读名著,建构体悟,这本书自身就是天才的作家、理想的读者在“读”与“被读”之间角力的果实。
    十多年前,我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在耶鲁大学访学,一次偶然在耶鲁学生主办的报纸《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上看到一个醒目的短句:“Read or be read!”翻译成中文就是:“读与被读!”这句话的对象大约是新入学的学生,或像我这样首次看到这份报纸的读者,它既是广告词,也是约稿信:请你阅读我们的报纸!或者请你给我们投稿,让你的文章被大家阅读!
    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读与被读,这其实就是我们读书人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原本就是我们存在方式的全部!
    读与被读是相关联的,是相辅相成的。读是被读的前提,被读往往是读的结果。世上或许有绝对的、纯粹的读者,即他始终在不懈地阅读,读到老,读到死,却从未写下一个字;但世上恐怕没有绝对的、纯粹的作者,即他一直在拼命地写作,写到老,写到死,却从来不读任何一本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历程大致是从一个热爱文学、具有自由精神、追随空想社会主义的青年,到一个具有东正教信仰的虔诚信徒,再到一位宣扬俄罗斯民族独特性和使命感的文化先知和精神领袖。他一生中的每个思想转折都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而他的每一部小说也都是他某一个思想观念的形象阐释。他用文学笔法阐释思想,让思想渗透进文学作品;他借助小说的形式来更好地表达思想,又用思想的力量来保证其小说的深度和力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文学与思想相得益彰,小说家与思想家相互成就。用小说表达思想,用思想引领小说写作,这原本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思想家作家或曰作家思想家的存在方式。
    ——刘文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
    读书的人自然就是“读书人”,但汉语里的“读书人”显然不仅指阅读者,也指写作者,甚至泛指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人。“读书人”之称谓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带有褒义的,无论是指正在埋头读书的人即学生时带有的温情,还是指已经读书成功的人即文人时带有的敬意。西方也有“书人”之称谓,如英文中的bookman和俄文中的книжник。《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提及的“文士”,俄文版中用的就是“книжник”,直译就是“书人”,而英文版中用的却是“scribe”,直译就是“抄书吏”。但关于读书人的一个形象比喻在中、英、俄文中都是一致的,即“书虫”(bookworm/книгоед)。一个读书人埋头于书的海洋,终日咬文嚼字,吞噬书页,读得久了,也难免变得迂腐、木讷,于是又有了“书呆子”之谓。这一意象表明,读与被读都是与书分不开的。
    然而,作为读与被读之主要媒介的书本自身却一直在发生巨大变化,从甲骨、泥板、树皮和羊皮,到莎草纸、线装书和印刷书,再到手机和电子书阅读器,“书”的形式千变万化,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却一如既往。阅读媒介、阅读方式的变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读与被读作为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表达行为恐怕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前提和一切后果。
    读是一种汲取,被读是一种表达。但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你读什么书,如何读,这已经构成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汲取,因为对有心的作者而言,你被什么样的人所阅读,你被如何阅读,这绝对是一些需要接受的信息,也是一个个不断的收获。
    《荷马史诗》中那些流露出恻隐之心、表达了道德判断、宣示着人类情感的段落,才最终使我们意识到一个具体的诗人之存在,一个具有个人感情的作者之存在,也就是说,意识到了作为史诗作者的荷马之存在,无论他的名字是否真的叫荷马。
    ——选自《荷马的悲悯》
    一个人读不读书,一个人喜欢不喜欢阅读,是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来的。有经验的读书人,甚至能判断出他的某位同行是读诗的人还是读小说的读者,是现实主义的读者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读者,是偏爱古籍还是偏爱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似乎,一个人所读到的东西就像他每日三餐吸收的营养,会以各种复杂的生物学、生理学、营养学、消化学的方式作用于他的肌体,最终通过某些微妙的路径体现出来。俄国有一个说法:“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如果说文字也是一位写作者的衣裳,那么被读就是他的外衣,读就是他的内衣。
    读与被读都是一种对话方式,一种交流手段,同时又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行为,是一种独处。政治学习时大家围坐在一起读报纸,这不是阅读,至少不是有效的阅读;儿童会聚在一起看小人书,但这种方式很少持续到他成年之后;钢琴演奏时会出现两人四手联奏,但两位读者脑袋贴着脑袋始终同步地把一本大部头书从头读到尾,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即便这两位读者是夫妻或情人;现在的学术论文有多人合作,有的论文甚至会署上长长一串十几个姓名,但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却鲜有多人合写的,除了《诗经》这样的合集。
    读要自己去读,一个人独自地读,写也要自己去写,一个人独自地写,读与被读于是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就像寺庙中的修行,教堂密室里的祈祷。与此同时,读与被读又是一种最渴望交流的举动,都充满对各种可能的奇遇之期待,都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远握。世界上不存在对作者一无所求的读者,恐怕也很少有对读者无动于衷的作者。苏联时期曾有“抽屉文学”之说,一些作家深知自己的作品内容有“异端”倾向,一时难以发表,但他们依然继续写作,为抽屉而写作,激励、支撑他们写下去的动力又恰恰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的作品有朝一日终将面世。后来,在20世纪下半期苏联社会的宽松时期,如解冻时期、改革时期,这些作品果然纷纷浮出水面,有些还成了20世纪俄语文学中的杰作,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将写作行为等同于向茫茫大海投掷漂流瓶,因为,“理想的读者只存在于后代”。读者和作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非共时性关系,构成了读与被读之间一种强大的张力。
    多年前,一本翻译过来的理论书很走红,书名叫《语言的牢笼》,作者是美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逊。詹姆逊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任教。1985年,他应邀来北京大学做系列讲座,在北大校园内外引起轰动,相当于在中国“科普”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十几年后他再度来华,在华东师范大学讲学,所受到的关注已无法与当年相比,似乎,他传播到中国的后现代解构意识已在中国得到了心领神会的接受。不过,詹姆逊毕竟是一位在中国很有影响的西方文论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推出由王逢振先生主编的洋洋十四卷的《詹姆逊文集》。詹姆逊是一位很会写书的理论家,至少很会为他的理论著作取名,他几本著作的书名都很别致,如《时间的种子》《政治无意识》《黑格尔的变奏》《侵略的寓言》等,但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似乎还是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一书。这其实是一本研究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的相当枯燥的理论著作,但书名本身,即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却构成一个绝佳的隐喻,这让我们意识到:语言是牢笼,你所掌握的语言原本是你与世界交往的工具,可是在你掌握了一门语言之后,这门语言却反过来构成一种限制和束缚,把你死死地关在里面。读与被读都是语言行为,因此都与语言的牢笼不无干系,如果说,阅读是在主动地为自己营造一座舒适的牢笼,那么写作就是一种试图打破这座自我牢笼的不懈尝试。所谓“阅读圈”,是读者的画地为牢,但也是读者为自己构建的一片自由思想的天地;所谓“影响力”,是作者的自我放大,但也是作者为自己构建的一座自我重复的透明宫殿。读与被读,都既是自我空间的营造,也是对这一空间的突破,与这一空间的抗争。读与被读,因此也就成了世界上最为自由的行为,至少是最富有自由精神的行为。
    很多大作家都曾言及阅读的温馨和温暖。托尔斯泰说:“读一本好书,就像与智者的一次交谈。读者可以从书中获得关于现实的知识和概括,以及理解生活的能力。”笛卡尔说:“阅读一本好书就像是与过去年代最智慧的人物交谈。”然而,读与被读也是一场场残酷的竞赛。这是读者与作者的竞争,阅读一本书,就是在与它的作者进行智慧的较量。读者读了一半就扔下了书,表明这场竞争有了输赢,或是读者主动认输,即读不懂,无力继续与作者对话,或是读者看穿了作者的老底,不屑于再与他为伍;读者在读了之后一遍遍重读,则表明读者和作者的较量是一场马拉松,读者试图在某一次长跑中接近作者,甚至超越作者。阅读,也是读者与读者的竞争,大家阅读同一本书,却总有不同的收获,这就是阅读竞争分出的胜负,更何况,对不同的阅读对象的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阅读,不同读者之间的高下也会立马显现出来,因为阅读作为一个从“编码”(encode) 到“解码”(decode) 的过程,就是一场智力游戏,是猜谜,是博弈,是智者与智者的对话。而作者和作者之间的竞争更是你死我活的,既生瑜何生亮,一个天才的出现就意味着其他众多潜在天才的夭折。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名叫《汉堡排名》,他借用一个传说,说汉堡的拳击手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内部比赛,在放下窗帘的密室里通过比武排好座次,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大家都会遵循这个结果,他认为,作家们之间的竞争也是这种行业竞争之结果,是内行之间的比试。为了被读,被更多地阅读,作者们是需要使出浑身解数的。
    拉丁文中有这样一句谚语:“要提防那只读一本书的人。”只读一本书的人可怕,可能因为他读得少,没有知识,因而粗鲁蛮横;也可能因为他读得专心,读得执着,因而令人生畏。
    阅读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犹太人家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会在孩子稍微懂事的时候在经书上滴几滴蜂蜜,然后让孩子去舔一舔。这种仪式的含义不言而喻:书是甜的。当然,书也可能不甜,也可能是苦涩的,可能是五味俱全的,更有像鸦片一样诱人的书,像酒一样醉人的书,像药一样苦口的书,世上有多少种滋味,就有多少种味道的书;有多少种味道的书,也就有多少种读书的人,也就有多少种写书的人。
    然而,读与被读又毕竟是一种向善的事业。布罗茨基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指出:“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我谈的正是对狄更斯、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人的阅读,也就是对文学的阅读。”阅读可以使人成为有感情的人,成为善良的人,读与被读,都是人类最广义的善举。
    读与被读都是一个自我塑造过程。对一本书的阅读可能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读者爱上的每一本书,往往就是他人生路上的一座路标。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与之相似,写什么样的书,就会暴露出作者是什么样的人。文如其人,书如其人,你写出了一本书,你也就完整地把自己展示给了所有人。读与被读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即两者都是在寻求自我,形成自我。
    阅读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俄国作家罗扎诺夫在他的《落叶集》中写道:“书应该是昂贵的。”相比物质食粮,我们的精神食粮无疑是便宜的,一个人一生买书的钱肯定少于他用于维持物质生活的开销。索尔仁尼琴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很多人都会在清晨花上半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健身,却很少有人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健脑,也就是阅读和思考。读与被读都是时间的产物,也是时间的消耗,生命的消耗。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人们用于读与被读的时间则差异更大,读与被读在人的生命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往往就决定着一个人生命的品质,至少决定着他精神生活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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