渲染苦情、专注不幸制约了艺术探索的多样性，而现实主义也绝不是对现实的同质化表达。中国儿童文学正在面临什么样的现实考验，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是否能赋予现实主义新的内涵，又如何在反思现实的基础上艺术地再现“真实”？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期特邀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梅撰文，探讨现实主义应如何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落地生根”。
——编 者
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文论中，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最初都是指对现实的“摹仿”，“如其所是”地再现现实生活。在中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传统和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使文学一直保持着“介入”现实人生的传承。萌蘖于内忧外患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也是从发轫时就把着力点放在反映现实上。那么，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儿童文学将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哪些现实题材可以反映中国式的童年？而那些被选择的“现实”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手法才能抵达童年精神，实现“主义”？
中国儿童文学正在面临哪些现实考验
当今儿童面临的现实不再是饥寒交迫的生存困扰，在消费文化和新媒介文化裹挟下，在童年“消逝”的语境中，当代儿童正在经历的现实更加纷繁复杂
鲁迅、丰子恺都曾提到“儿童相”是反映时代风貌的一种镜像。虽然格里斯伍德曾指出儿童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轻盈”，但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下，即使是在叶圣陶努力编织的童话里，美善化身的“稻草人”也会被现实的“悲哀”压垮，倒毙在荒芜的田埂上，呈现出一片“失乐园”的惨淡图景。
当今儿童面临的现实不再是饥寒交迫的生存困扰，“儿童文学就是给儿童带来快乐的文学”的观念也使儿童文学变得“轻盈”起来。以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作品为代表的校园小说的火爆，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儿童的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触及了应试教育、家庭变故，以及青春期认同危机、身体发育等成长烦恼。这些现实多是以往童书很少涉及或以之为禁忌的，而这些话题之所以能走入童书，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儿童主体意识有所凸显，儿童对现实的参与度也有所提高。
但校园小说为市场所牵制，为迎合孩子而过分娱乐化的媚俗倾向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就使校园小说所呈现的现实是经过过滤的、有限度的“现实”。那些艰难的、残酷的现实很难进入作者的创作视野。即使成长伤痛的描述也流于轻飘，搞笑有余，厚重不足。作家曹文轩曾指出，儿童文学盛行的“享乐主义”对现实的再现太过“轻薄”“肤浅”，而疼痛带来的“悲剧快感”才更有利于建构童年美学，因而我们应该培养儿童对苦难的理解和承受能力。《青铜葵花》中的儿童形象便是其苦难叙事理念的担纲者，但曹文轩小说中的主角多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童年形象。进入新世纪以来，暂时还没出现特别富有标志性的、具有鲜明时代和中国特征的典型意义的当代儿童形象。
在消费文化和新媒介文化裹挟下，在童年“消逝”的语境中，当代儿童正在经历的现实更加纷繁复杂：传统伦理体系式微带来的道德危机，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人口流动和环境问题，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人的生活观念和方式的重大变革，以及应试教育下对儿童的精神和身体的压制等。
城市中家庭条件优越的儿童生活仅仅只是“现实一种”，城市中也有大量生活艰辛的底层儿童，更不用说广大的农村儿童、留守儿童、流动的务工子女，以及残障等特殊儿童群体。据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中国小学阶段儿童人口10874万人，其中34.47%居住在城市，26.03%居住在镇区，39.50%居住在乡村。考虑人口迁移流动的背景，重新划分之后，城镇本地户籍儿童占41.33%，乡村本地户籍儿童占37.32%，流动儿童占21.35%。由此可见，底层儿童存在的数量和在儿童文学文本呈现的数量远不成比例。
而且，有些作者在创作底层儿童故事时，因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高扬的社会责任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作品的主题先行，比如过度渲染苦情、专注于突遭不幸等戏剧性情节，反而制约了创作主体在艺术上的多种探索。其实惨剧本身并不具有美学性，生活化的细节呈现并以此穿透灰色现实沉重的童年生命精神才更具艺术感染力。此外，批评者在评论这类作品时似乎也陷入道德伦理的窠臼，伦理标准虽不是唯一，但也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都是需要警惕的问题。因而，中国式的童年书写不仅仅是捕捉什么样“现实”的问题，还有如何再现这种“现实”的问题。
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是否能赋予现实主义新的尺度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最悠久的创作传统至今仍充满生机，源于它发展状态的开放性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拓展和深化。融入多种创作手法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呈现出更开阔、更丰厚的现实空间
我们要讨论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务必需要首先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资源的内涵及外延。
由此，请允许我宕开一笔，谈谈法国学者罗杰·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中的观点。这本书打破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传统认知疆界，选取人们通常界定为现代主义的三个艺术家——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从绘画、诗歌和小说三个角度强调现实主义扩容的必要性。作者写道：“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阿拉贡在本书《序言》中也批判了现实主义界定的教条，他谈到：“同样的现象发生在卡夫卡身上，他描绘的世界最初被看成一种病态想象的产物，现在已变得类似于历史现实了……怎么能够抛弃那些有可能在明天成为反映历史现实的作品，而同时又把这种做法当作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硬说是捍卫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的遗产呢？”
虽然现实主义在加洛蒂的论述系统中成为吸纳一切的无边的语义场，有将其泛化之嫌，但古典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无法应对迅疾变化的时代需求，亟需新的转型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学者周宪认为，现实主义最具探索性的变革来源于19世纪末兴起的“再现危机”。他借用德国符号学家诺特的说法：“在艺术和媒体领域，再现危机是随着以下变化而出现的，即，现代绘画和文学中的指涉物消失了，数字媒体和大众媒介中所指涉的世界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然后指出艺术再现中“指涉物”的消失导致能指、所指和“指涉物”的一致性关系出现了断裂，而“再现危机”直接引发了现实主义的范式转型。当代现实主义也就从古典现实主义的关注再现什么，转向了当代现实主义的如何再现。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曾经历过“重返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的嬗变，遗憾的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内仍然是以古典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在《文艺报》“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笔谈”专栏第一期文章《回到现实主义的旗帜下，眺望苍茫无极的远方》的讨论中，诸多儿童文学研究者已经明确指出人们对现实主义的狭隘理解。其中，学者吴其南表示：“现实题材不一定得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关心现实作为一种精神，其表现方法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非现实主义的。”出版人胡同印则认为：“讲现实故事的方式有多种，现实书写也可提倡浪漫主义。”私以为，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面向。
其实，在图画书创作中已经开启了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再现现实的探索。面对美丽的阿里山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严淑女文、张又然图的《春神跳舞的森林》用奇幻的方式预示了富有爱心的儿童是阿里山焕发生机的希望；同样触及环保议题的还有胡锦平的《我想有个宠物》，书中通过儿童想象出的宠物“哈哈”的消失，揭示了自然被迅速扩张的城市化所挤压和蚕食的现代图景；郭婧的《独生小孩》也通过小女孩与驯鹿经历的一场幻想之旅反映了独生子女典型的、渴望玩伴的孤独心境；袁晓峰文、沈苑苑图的《今天，我可以不上学吗？》则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展开了对最具儿童性的经典烦恼——“不想上学”的文学疗愈；孙莉莉文、谷米图的《生蛋快乐》则通过童话的隐喻方式鞭挞了人们为了利益不惜作弊、造假、欺骗的丑恶现实。
由此看来，融入多种创作手法的文本能呈现更开阔、更丰厚的现实空间。正如曹文轩指出的：“我们也不要将现实主义的范畴人为缩小。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宜宽不宜窄。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一种方法，并不意味着只是写现实、写当下。现实主义精神一样可以体现在那些狂放不羁、穿越时空的幻想性的作品中。”
如何在反思现实的基础上艺术地再现“真实”
中国的儿童文学正是在批判长者本位等传统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儿童本位观。如何在反思现实的基础上艺术地再现“真实”，是“怎么写”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文学思潮。19世纪，现实主义兴起于西方，是在资本主义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社会背景下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对浪漫主义的自觉反拨。然而，正如宋剑华、杨春时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在跨语际传播中，深受中国发展现状的限制和历史功利性的制约，表现出一定的游离和错位。20世纪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部分批判功能，但批判的对象却指向反封建反传统而不是工业文明本身。中国的儿童文学正是在批判长者本位等传统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儿童本位观。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走向没落，但批判性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如何在反思现实的基础上艺术地再现“真实”，是“怎么写”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20世纪早期涌现的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客观再现了儿童辗转在车轮下、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悲惨。如杨振声的《渔家》、冰心的《最后的安息》《三儿》、普生的《完卵》、王统照的《湖畔儿语》、王思玷的《偏枯》、赵景深的《红肿的手》、孙俍工的《隔绝的世界》和徐玉诺的《一只破鞋》等，但作品因太拘泥于现实本身，反而陷入琐屑、刻板的现实摹写中，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深度审察和对人性的多向度追问。因而，这些作品并没有带我们从生活表层的叙事走向纵深的童年生命的“真实”，这种囿于现实层面，缺乏抽身出来进行审视和批判的视角，在当今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也普遍存在。
艾瑞克·奥尔巴赫在《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表现》中广泛分析了文学中的“现实”后指出现实主义绝不是对现实的同质表达方式。完全的生活真实，那是机械的镜子说、模仿说。尼古拉耶娃就强调：“即使是一个仿真的虚构世界，仍然是一种建构，永远也不能像真实世界那样完整，因为他总是基于选择。”童庆炳曾颇有见地指出：“所谓真实性并不是如实描写生活本身！而是指作家所构思所想象所描写的对象的内在逻辑性。”符合“内在逻辑性”就是艺术的真实。鲁迅也认为：“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并高度赞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灵魂的考问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即使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也并不认为“真实”就是全面地反映现实。他说“现实只是一个跳板”，借此达到“响亮的风格、崇高的思想”，显然，人们在论述现实主义的“真实”时都特别强调不能等同于现实的观念。
其实，以儿童生命被践踏的方式实现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其批判性也很有限。因为儿童完全是被动的承受，缺乏一种叙事的张力和思想的力量。真正的童年精神是哪怕身在“沟渠”也要“仰望星空”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压制的、奔涌而出的生命呼喊。比如，叶圣陶小说《阿凤》中的阿凤出身卑贱，6岁就成了杨家娘的童养媳，每日都在婆婆的暴打和咒骂中辛苦劳作。但在杨家娘看不见的地方，阿凤仍快乐地唱起歌来。在歌声中，阿凤忘记了加注她身上的一切苦难和不公。勃发的童年精神冲破了现实的囚笼，迸发出生命的喜悦和自由。
总而言之，“写什么”反映中国式童年需要儿童文学创作者对现实的洞察力和担当精神；“怎么写”既需要作者勇于创新的艺术塑造力和不断锤炼自我的“功夫”，也需要柄谷行人所言的发现“风景”的敏锐，以及“创造风景”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实”在儿童文学中真正“主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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