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族文化传承看清代泰州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与特征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5:07:12 中国文学网 钱成 参加讨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女性的文学创作源远流长，尽管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女性的创作成就难以与男性相媲美，但她们的文学活动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其中，清代女性诗坛十分活跃和繁荣，涌现了四千余位女性诗词作家，这是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体，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乃至中华民族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清代泰州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和特征 清代盛衰隆替，风云变幻，它的崛起为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它的衰落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在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特殊时代，名贤辈出，文风昌盛。泰州历史悠久，重教倡文，尤其泰州学派作为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启蒙学派，引领了明清思想解放的潮流，在这样浓郁的文化氛围推动下，唤起了泰州女性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热情高涨，纷纷借助诗词倾吐心声，抒写性情，使清代泰州女性文学创作特别是诗词创作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 关于清代泰州的女性文人，有三种统计数字：胡文楷所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收录了 19 人；封桂荣主编的《江苏艺文志·扬州卷》中收录了 26 人；顾一平所编的《扬州历代妇女诗词》中收录得最多，为 52 人。就时代而言，以清代泰州的女性诗词作家最多。 长期以来，尽管清代泰州的女性文人人数众多，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也很突出，却几乎无人关注，备受漠视。究其原因，与整个封建时代的女性一样，由于封建社会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不仅剥夺了文学女性的政治、经济权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们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自由。绝大多数女性终其一生根本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更要受到礼教规范的严酷束缚。加上她们的作品较男性的作品更难流传，世人对她们的研究也极为匮乏，这样，关于她们的身世、作品和成就除寥寥数人偶尔被人提及外，绝大多数都被历史的风尘湮没了。 清代以前可考的泰州女性诗词作家，有宋代的王氏，王氏为宋代海陵王纶（纶字子霞）之女，自称“仙人”。王氏能诗，著有《瑶台集》二卷，已佚，今存《吟雪诗》、《题金山》等作品，后人评为词意飘逸，非世俗可比。另外还有明代储氏，佚其名，储瓘女，兴化举人成学妻，留有《雨后》、《忆秦娥》、《浣溪沙·暮春》三首诗。除王氏、储氏外，明季宫人徐淑秀，自号“昭阳遗孑”，明亡后，于清顺治元年流落金台。刘肇国学士见其所作诗词，惜之，用饼金赎回，以赠武人邵某，而后栖居泰州之沈村。徐氏命运多舛，故为诗多抑郁哀愤之音，著有《一叶落词》，已佚，《江苏诗征》卷一六二收其诗一首。 及至清代，泰州的女性文人开始日渐增多，这是因为泰州本地出现了众多的文化世族。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随着“洪武赶散”政策的实施，大批苏州、湖州等地的文化世家迁徙至泰州。当时从苏州移到淮扬二府的人口，虽无明确记载，但根据现有的族谱等资料推算，当在 30 万人左右。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迁居泰州地区。《（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四引凌兰孙《凌氏谱》云：“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夏兆《泰县氏族略》认为“吾邑氏族由苏迁泰者十之八九”。笔者据《（道光）泰州志》、《（民国）续纂泰州志稿》、《（民国）泰县志稿》、夏兆《泰县氏族略》、陆铨《泰县著述考》以及现在能见到的公私所藏谱谍，可知明洪武时或统称明初迁入泰州的氏族有 15 支，其中来自苏州 8 支，湖州 1 支，宜兴 1 支。而这 15 支中包括了泰州“宫、俞、周、陈”和兴化“顾、陆、时、杨”8 家明清文化世家中的7 家。 由此可见，这些世家大族由于地域环境的影响，加之多从事盐务或世代为宦，家底丰厚，物质生活条件优越，家族中的女性较少为生计奔忙，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创作，在文化学术氛围浓厚的环境下，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家学的影响，女性能诗善词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清代泰州的女性诗词作家基本都是直接受教于她们的家庭。父女、姐妹、夫妇，既是亲属，又是传播文化、切磋诗艺的师友。因为中国历史上有重男轻女的顽固陋习，缺乏供女性读书的学校，所以“家学渊源”就几乎成了女子获得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这也客观成为清代泰州地区女性文学繁荣局面形成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最显著的特征。 二、从地域分布看清代泰州女性文人的家族化特征 在清代，泰州的女性诗词作家主要散布在海陵、兴化、姜堰、泰兴、如皋等地，尤其是出身各地文化家族的女性作家，成为一道独特而耀眼的人文景观，引领地方女性文学，为泰州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据清夏荃所辑《海陵文征》和陆铨的《泰县著述考》，仅海陵（今泰州市海陵区）一地，有清一代，有诗集流传后世的女性诗词作家共有王崇蕙、陆小云、王兰、周淑媛等共约 38 位。而这其中，出生于文化世族，后又嫁于文化家族女性诗词作家的就有 29 位。 究其原因，清代泰州本地拥有众多的文化世族，这些世家大族家底丰厚，物质生活条件优越，家族中的女性较少为生计奔忙，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创作。 因此，清代泰州的女性诗人尽管在地域上散布在海陵、兴化、姜堰、泰兴、如皋等地，但各地相对集中的家族女性诗人，却成为一道独特而耀眼的人文景观，引领地方女性文学，为泰州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下文分别选择海陵宫氏、俞氏、兴化李氏、姜堰黄氏、泰兴季氏、如皋冒氏等为代表分地域进行重点介绍。 海陵宫氏，被称为“科第世家”，明清两朝入选三个翰林，五代中了七个进士，不但泰州稀有，全国也很少见，因此有“两朝三翰林，五世七进士”的美誉。宫鸿历，当时著名诗人，顺治探花，清初诗坛“江左七子”之一，其女宫婉兰，绘画、诗词、女红，无不精通，著有《梅花楼集》，并与“秦淮八艳”中的柳如是、李香君等有密切交往，董小宛更是曾长期居于其家。宫氏家族女性诗人还有出身王艮家族的王蕙贞，字友素，诸生宫在阳妻，著有《洛桂堂集》。此外还有宫淡亭，曾拜著名诗人袁枚为师，有诗作存世。 海陵除宫氏外，俞氏家族也可谓世代簪缨，久享文名。俞氏中名极一时的俞锦泉，以廪贡生膺岁荐，曾候选内阁中书，其爱交游、工诗歌、精章律，家蓄女昆班百余人，有“红牙女部压扬州，金谷当年纪胜游”之称，著有《流香阁诗词》。俞氏和《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交往密切，康熙二十六年（1687），孔尚任督察河工到泰州时，曾在俞家流香阁观其家班演出。孔尚任即席赋诗，题为《舞灯行留赠流香阁》，诗中称赞“俞君声伎甲江南，粉白黛绿不知数。”其子俞梅，是清朝初年泰州城颇有名气的大才子，曾奉康熙帝之命，参与《四库全书》、《全唐诗》编撰。在这样家庭环境的熏陶感染下，孙女俞廷元工诗歌、精章律也就成为了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兴化李氏系江淮大族，今日兴化城中四牌楼上有一块“九世一品”的匾额，用以表彰“扬州八怪”之一李鱓父辈以上或官至一品，或被追封为一品的九位李氏先人。由明迄清，李氏家族成员众多，名人辈出，著述丰富。既有秉性耿直、忠心为国的忠良之士，也有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文化名人。在家族深厚温润土壤的培育下，女性诗词作家结出了累累硕果。如李国梅，字芬子，一字韫庵，李瀚女，解举鼎妻，著有《林下风清集》一卷，收入《国朝闺阁诗钞》。徐幼芬，名尔勉，以字行，工部郎中徐葆初女，兴化举人李淦妻，善于诗，著有《偕隐居诗集》、《幼芬诗稿》。刘韵琴，名羽诜，清末大学者刘熙载孙女，李春芳十一世孙李宜璋妻，曾留学日本，为秋瑾好友。刘韵琴文学素养很高，著作甚富，诗、词、歌、赋、小说、传奇、笔记、散文皆精，而以诗词为最。 姜堰黄氏，世为望族，自明末清初以来，人才济济，群英辈出。如清初著名遗民诗人黄云、晚清新泰州学派代表人物黄葆年等。其中尤以黄氏世代能诗者极众，据粗略统计，清代姜堰黄氏诗人及其眷属有 28 位之多。其中女性诗人有黄云四女，皆佚名，能诗词。邵笠，著有《薜萝轩集》，其夫是诸生黄杜若。陆羽嬉，著有《小云集》，诗人黄天涛之妾。姜堰除黄氏外，文化世家的女性文人还有“淮南王氏”家族的钱荷玉，字蕴清，王光国妻，其诗多哀音，著有《香露轩吟》；以及崔保珠，字蕊仙，进士崔保龄妹，增贡生陈家亮妻，著有《绣馀草》、《青云馆笔记》。泰兴季氏家族也可谓人才济济，一门风雅。季娴，字静姎，一字扆月，号元衣女子，兴化李长昂妻，喜为诗，兼工长短句，著有《雨泉龛诗集》。其长兄季开生著有《出关草》、《冠月楼诗》等；次兄季振宜为清代著名藏书家，有《听雨楼集》、《静思堂稿》等，幼时得到钱谦益推崇，季精心撰成《季沧苇藏书目》，该书至今被尊为“善本目录之泰斗”，汇集全唐诗 42931 首，康熙御定《全唐诗》即以此为底本；四弟季舜有著有《寄巢诗集》等；族兄季良眉虽著有《北村诗钞》。季娴的女儿李妍，亦擅诗词，著述甚富，有《雨泉龛诗文集》、《近存集》、《百吟篇》、《闺秀集》等并行于世。泰兴家族女性文人除季氏外，还有卢婉芳，字蟫仙，陆师游妻，幼侍父读，工诗词，著有《半集阁集》；陆椿长，字味苏，陆师游女，诸生孙鸿祺妻，著有《自怡堂诗集》二卷。清代前期（雍正朝前），如皋冒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令人歔欷，千古传唱。身为“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一代才女，即景赋诗，拈句限韵，出口成章，珠落玉盘；下笔成文，风韵绮秀，才情显露，语惊四座。冒辟疆庶弟冒褒的妻子即出身清代泰州第一文化家族宫氏的宫婉兰。冒氏家族中的冒德娟，字嬿婉，冒褒女，擅于诗词，著有《自怡轩诗集》。邓繁祯，字墨娴，冒褒之子冒禹书室，有《思亲吟》、《静漪阁诗草》。 根据以上所述的清代泰州地区文化世家的女性诗词作家的分布，我们可以得知，清代泰州地区以“诗书传家”为家族文化需求的文化世家的出现与延续，是众多以家族化为特征的女性文人得以出现最直接的原因。 三、从文化环境看清代泰州女性诗人的家族化特征 根据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清代泰州的女性文学可谓蓬勃兴盛，尤其是家族文学群体的出现与形成更成为泰州地方文化史中最显著的文化现象之一。我们知道，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地区家族繁荣，在其背后，肯定存在着贯穿于其所经历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域背景和士族文化，并且作为精神支撑延续于整个时代变革。 明清时期，泰州人文荟萃，重教昌文。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后期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儒家学派，也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启蒙学派，创始人为王艮，主要传人有王栋、何心隐、汤显祖等，他们发扬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以对人性、人情、人欲的大力肯定，走到了程朱理学的反面，引领了明清思想解放的潮流。王艮认为“君子之学，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则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恶，则知人之所恶。”要求满足每一个人的“欲”，成己又要成物，使人己皆得。何心隐更认为满足人们的欲望，是· 99 ·合乎人性的，云：“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何心隐肯定人的欲望，认为它是出于天性，这等于是反对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说教。 所以说，泰州地区明代中后期以来，长期是受“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思想影响，社会思潮中普遍肯定人的物质欲望是自然的、合理的。提倡尊身自爱、爱人敬人。主张把人欲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反对“去欲存理”的说教。这客观上成为为泰州地域文化思潮的主流之一，为后世泰州女性文学的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且，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之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清代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清代尽管理学传统仍旧顽强地主宰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但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已经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和文学活动，如清皖派学者代表人物戴震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反对宋明以来理学家反复说教且流毒甚广的“存理灭欲”、违反人的正常本性及践踏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观念，认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才符合人性的要求。他还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不平等伦理观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 18 世纪中叶的社会情绪。而明末吕坤则曾就保守派反对女子读书一事专门提出“：今人养女多不教读书识字，盖亦防微杜渐之意。然女子贞淫之道多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经》、《烈女传》、《女训》、《女诫》之类，不可不熟读讲明，使她心上开朗，亦阃教之不可少。”虽然他提倡让女性接受教育的目的主观上是普及封建礼教，但客观上也培养了女性的文学艺术修养，对后世袁枚、梁启超等积极从事妇女教育活动影响甚大。 此外，清代扬州、泰州地区，繁华远远超过以往，与朝廷三件大事：盐务、漕运、河工密切相关。扬州聚集大量盐商和其他商贩，聚集更多盐丁、水手、差役、三教九流游民与下层市民，平民气息特别浓郁，通俗文艺的发展更胜以往，为闺中女子学习文化知识提供了社会基础，所以泰州女性文人有很多曾创作过戏曲、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而到了清代康乾时期，扬泰地区商业文化又极为繁荣，在扬州出现了代表市民通俗文化发展高峰的“扬州八怪”等。因此，自明中期以来扬州、泰州地区思想文化界深刻的变革，为生存在夹缝中的女性文学带来了一线生机，尤其是地处江北的泰州女性，生存受商业文化中心扬州的地缘层次内部，处于文化艺术与女性地位革新的中心地带，感受更加深切。特定的地域文化，唤醒了她们沉睡的人格意识、独立意识和文化意识，她们开始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并在其中表达了对社会和自身处境的深入思考。综上所言，清代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家族文化特征，特别是思想上对女性文学创作的肯定与支持的文化环境，是这一时期泰州地区家族化女性文人人数众多，分布较广，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显著成就的深层次原因。 ［参 考 文 献］ [1][清]王有庆等修，陈世镕等纂.道光泰州志[M].泰州图书馆藏. [2][清]夏荃辑.海陵文征[M].道光刻光绪九年补刻本，泰州市图书馆藏（1883）. [3]陆铨.泰县著述考[M].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4][清]孔尚任淮海集[M].泰州图书馆藏. [5]明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M].泰州市图书馆藏. [6]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M].中华书局，1960. [7]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8]清戴震.戴东原先生全集[M].上海图书馆藏. [9]明吕坤.吕坤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原载：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