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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的呈现与价值重构 ——评《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1949》


    全书共五章,在1898—1949年的历史跨度里按时间顺序分为四部分,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为支撑评述了近40位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全面论述了女性话语半个世纪的变化历程。这里,作者不是在展示各个美丽的湖泊,而是为读者描绘了一条话语长河,虽有急转缓弯,却涓流不断。
    具体说来,《流变》一书在以下四个方面显示出其独具的特色和成就。
    一、文史互解,论从史出
    作者既是在书写女性的历史,也是在用女性来呈现历史。作者将女性写作放在整个历史中进行宏观考察,在梳理女性“浮出历史地表”过程的同时,也在用女性为主角上演50年历史的变迁。全书先从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妇女处于无历史、无话语的“空白”说起,用大量封建文本,包括男性书写,如《论语》、《礼记》等,和女性自身站在男权视角下对自己的规约——《女诫》、《女则》等,来感性呈现女性“非子”“非人”的被控处境。这种被控制是从身体到精神的:在男性对话语的讲述和阐释权面前,女人是被规定被言说的“他者”,以致“再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正如前面所说,本书重点不在简单地呈现图景,而在于梳理与解析。此处,作者便运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关于男性“性别确认”的理论缕析了封建社会中女性“有躯体而无灵魂、有生命而无历史”的深层原因。
    书中,作者用五个“第一次”载明了妇女自觉意识的产生,肯定了近代女权思想在妇女解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否认,这场伴随着社会变革而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具有发轫意义的,但这些客观好处之外也存在着一些由孕育环境造成的“先天缺陷”。对此,作者在第二、五章虽有点明,但仍似讨论不足。简单来说,这种近代女权思想是在民族、国家危亡的历史背景下生发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言说女性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这实际是一种“保种强国”框架下的话语表达,“天赋人权”被转换成了“强国保种”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这并非是为了妇女本身的妇女解放,而是为了民族与国家。这就构成了整个女权思想的外延,这一生存空间注定中国女权思想有其独特的时代属性和中国属性。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并非在前人结论的占有下作梳理、编整工作,而是以尊史重据的原则作著,每一项结论都是在亲自考证资料的基础上作出的——全书引用、查阅书籍、报刊等资料共计269件,这既说明了其占有资料的丰富性,也表明了此书理论的科学性;即使对于学界的公论,作者也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盲从。正是在这种治学态度下,在查阅大量资料后,作者得出“革命加恋爱”题材开拓者应为女性作家石评梅而非目前文史界认为的蒋光赤、洪灵菲等。她提请人们尊重文学史实,对女性作家的创作进行还原历史语境的再评价,从而为文学史写作的真实公允和女性创作主体的价值评估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2二、宏观旨归下的逻辑写作
    虽是“文学话语流变”,可是作者并非只谈文学,而是联系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对某一概念或现象做多方考察和全面解释,旨在用科学的视角阐释女性文学的发展渊流,用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女性写作的内外机制。
    比如,在第一章中,作者就从没有“参政权”、“经济权”、“话语权”三方面点明了“女性的卑弱地位”,是如何“来自于宗法社会男性中心的性别建构”。第四、五章对1930、1940年代女性话语转型的梳理,也是结合社会背景、政治规约兼顾作家自身经历、气质等方面作综合分析的:大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进入了阶级斗争、社会解放的革命时代,社会历史形态决定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阶级解放、社会革命。因此,“五四”及1920年代以个性解放为言语口号的对“小我”价值与意义的思考已经退化为落后思想;时代要求的是对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思考,关于阶级、革命和救亡才是主流(被限定)的话语。在宏大叙事的政治意义面前,女性写作自然不容许有更多的性别思考和性别立场,她们必须转型于合流或疏离的阵营。独特经历与复杂矛盾心理使丁玲无疑是记录这场显隐错陈的典型代表,冯铿、草明、白朗、冰莹、林徽因、罗淑、萧红等也以不同的轨迹或弥合或游离地言说着时代中的自己(女性)。到了1940年代,不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都面临着小消失自我、表现大我、消失性别、汇入战争文化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的现实需要,恰恰是“大一统”旗帜飘扬不到的沦陷区才上演了以张爱玲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叶女性创作的最后辉煌。在这个属于民族和革命的时代,丁玲以其从霞村到桑干河的创作,书写了女性话语由最后挣扎到最终放弃的渐隐轨迹。
    相对于单纯以文学角度研究,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心理分析等相关手法的运用更有助于人们发现、了解进而理解20世纪前五十年的女性生存面貌及其心理状态,从而读懂其“表层话语”背后的丰富内涵和思想深意。
    三、讲解明晰晓畅,资料详实生动
    本书并非将不同时期的女性作者和作品作流水式介绍,而是采用了举例论证的写作方法:即在一个观点后列举这一范畴内的相关作者及其作品,并备以作品内容的释读与解析。例如,在讲到五四女作家“第一次争得了在创作中言说女性婚恋自由的话语权”时,作者先讲了这一文学现象出现的时代背景与原因,然后分别介绍了冰心、凌叔华、石评梅等人的相关题材作品,在对作品内容简要概述后对其精神旨归进行了点明总结。这种脱胎于文本细读的讲解方法,给读者以清晰的阅读脉络,加之作者流畅易懂的语言,使没有接触过原作或对作品理解不深的读者也能很好地了解女性文学创作主体及其话语中呈现出来的女性主体的精神内涵,梳理女性话语流变的过程。从此种角度来说,本书既适合对女性文学感兴趣的读者做常识阅读,也可供学生做教材使用。当然,由于著述按年代划归章节的结构设计,使得同一作家和作品被多次提及,不免给人以重复之感。但我们也应理解,作家的成长与存在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延续/转换的过程,作者要作全面性的流变梳理,这种繁复就有着“必须”的意义。2四、授之以“鱼”且授之以“渔”
    作者不只在记述文学、讲述话语,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与读者对话。其试图让读者站在一定高度上进行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女性话语史的审视。可以说,作者是在做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的工作——既呈现读者以1898—1949各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面貌,又辅以必要的女性文学常识,阐明其存在基础与演变阶序。这样,就使读者摆脱了阅读一般研究性书籍“被动接受”的模式,能在了解相关理论后进行自主感悟,从而作出其个性化的价值判断。比如第三章第三节中对女性盲目母爱丧失自我的内理说明,以及对“婆媳压迫”机制是男权制下“对女人压迫”模式的复制等概念的阐释。
    总之,不论史料文献的详实,还是内容的丰富,架构的完整,本书都较以前同类著述有程度不同的跨越,是中国女性文学史研究的新进展、新呈现。
    参考文献
    [1] 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 杨义、冷川.《从女性自觉意识到学术圆通之境——评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
    [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原载:《大众文艺》2010年07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