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黛玉形象的楚文化风采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7:07:49 中国文学网 李晓雪 参加讨论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永恒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伟大文学经典。林黛玉是《红楼梦》的“诗魂”，她是一个跨越时空并且具有永恒的文学、艺术和美学价值的文学小说人物。 从《红楼梦》诞生至今，人们对林黛玉的评论已进行了两百多年，仅20世纪研究林黛玉的专论就有300多篇，可谓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时至今日，学者们对于林黛玉形象也仍较难形成一致的意见。但是，也有较少的研究者注意到林黛玉形象中的楚文化色彩。曲沐《红楼“骚”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认为林黛玉的心态、人格和价值观念都带有屈原的一些特征。曾扬华《论林黛玉的美》认为林黛玉是一个可以与屈原形象实质相媲美的形象。朱淡文《林黛玉形象探源》认为曹雪芹主张文学创作应“远师楚人”，他从屈原和宋玉的歌赋中摄取林黛玉形象的素材是极可能的。刘上生《〈红楼梦〉的形象符号与湘楚文化》认为林黛玉形象的楚文化内涵十分清晰，娥皇女英等符号与黛玉的相关性，使“潇湘妃子”的雅号负载着从远古神话民间传说到楚辞文学，从爱情悲剧到地域文化的丰富信息。王人恩《〈离骚〉未尽灵均恨更有情痴抱恨长——试论〈红楼梦〉与屈原赋》认为黛玉所作题帕诗中“湘江旧迹”也是采用了楚辞的旧典。高曼霞《〈湘君〉、〈湘夫人〉形象的不确定与意义的再生》认为黛玉优伤悲凄痴迷以至情恨，多么像湘夫人再世人间!蔡红燕《“潇湘”之魅———浅析屈骚中的“潇湘”悲情》认为“潇湘妃子”林黛玉是潇湘文化中爱情悲剧的杰出代表。陈才训《宝黛染楚色林贾影屈庄——论宝黛形象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认为林黛玉形象的构思及其神貌风韵均采自《山鬼》、《湘君》和《湘夫人》等等。孙敏强《试论黛玉形象的写实性和写意性》认为黛玉被赋予楚文化的意蕴，使之成为中国古代诗人的一个永恒的象征。 林黛玉所具有的楚文化风采使她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 一、“潇湘妃子” 黛玉的雅号为“潇湘妃子”。大观园潇湘馆中的黛玉常常茫然地望着窗外那“千百竿翠竹”，她的脸上于是泪光“点点与斑斑”[1]（第三十四回）……黛玉有湘妃“泪洒斑竹”的身影。 在楚文化中，竹子有着特殊的情韵。《楚辞·九歌》：“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王逸注曰：“言山鬼所处，乃在幽篁之内，终不见天地，所以来出归有德也。幽篁，竹林也。”[2]（山鬼）可见，竹林衬托出窈窕美丽、幽怨痴情的“山鬼”形象。斑竹是湘江流域一种带斑点的竹子。湘妃泪洒斑竹是著名的湘楚文化典故。《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郑玄注：“《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3]（卷六）《史记·秦始皇本纪》：“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4]（卷六）刘向《列女传》：“舜陟方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5]。”晋张华《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尧之二女也，日湘夫人。舜崩，二女啼，以涕挥竹，竹尽斑。”[6]（卷十）梁任昉《述异记》：“湘水去岸三十里许，有相思宫、望帝台。昔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动哭，泪下站竹，竹上文为之斑斑然。”[7]（卷上）《水经注·湘水》：“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8]（卷三十八）屈原根据湘楚地区关于湘妃的传说，创作了《湘君》和《湘夫人》。《楚辞·九歌》：“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2]（湘君）《楚辞·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2]（湘夫人） 从黛玉形象中仿佛可以看到湘妃“泪洒斑竹”的身影。黛玉在大观园中住的是潇湘馆，雅号为“潇湘妃子”。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发起成立诗社的探春为黛玉起雅号时说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1]（第三十七回）潇湘为二水之名。湘江源起于广西灵川县，北流于洞庭湖而入长江；潇水源于湖南蓝山县，北流至永州汇入湘江，是湘江上游最大的一条支流。潇湘意象既具有空灵的情调，又具有凄婉的情韵。大观园中的“潇湘馆”前面“有千百竿翠竹遮映”。黛玉明确表示十分喜欢潇湘馆前的那片翠竹，她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1]（第二十三回）黛玉的脸上常常是“泪光点点”。绛珠仙子因为感激神瑛侍者的“灌溉之德”，所以决意用“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黛玉“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自泪不干的”。黛玉《葬花吟》：“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1]（第二十七回）黛玉的《题帕三绝句》：“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1]（第三十四回）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1]（第四十五回）宝玉的《芙蓉女儿诔》：“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1]（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虽然好像是为晴雯所写，然而其实际上是在写黛玉。据周汝昌的研究考证，黛玉之逝，若照曹雪芹所写，应当是：在中秋之夜，自沉于凹晶馆前的那片寒塘冷月之地。这与湘妃溺于湘江的凄惨结局是如此的相似。 《红楼梦》中将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称为“潇湘妃子”，其所居之处为“潇湘馆”，这是以湘妃“泪洒斑竹”的传说来烘托黛玉的“情情”，借助楚文化意蕴渲染了黛玉的忧愁和悲情。这种楚文化意蕴的泣泪使黛玉超越了病态美的表面现象，从而升华为具有永恒意义的气质美、神情美和灵性美。 二、“苏世独立”的“诗魂” 林黛玉形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其关键不是在于她那“姣花弱柳”般的外貌体态之美，而是在于她有着屈原那样“苏世独立”的“诗魂”！ 在中国文学史上，楚国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意义，关键是在于他那“苏世独立”的“诗魂”。他不仅拥有超凡杰出的诗才，而且他的生活、思想和气质中都渗透出浓厚的诗意。《史记·屈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4]（卷八十四）《楚辞》：“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掔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原依彭咸之遗则……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离骚）《楚辞·九章》：“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2]（橘颂）《楚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2]（渔父） 林黛玉是大观园里最杰出、最优秀和最卓越的诗人。黛玉是才华横溢、才学深厚、才思敏捷和才情率真的艺术形象。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正册》对黛玉的判词：“堪怜咏絮才”。[1]（第五回）元妃省亲时，她写的《世外仙源》只是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却还被元妃称赞。她又替宝玉作《杏帘在望》，被元妃定为宝玉诸诗作之冠。《红楼梦》中的名诗，几乎全部出自她的笔下，如《葬花吟》、《题帕三绝句》、《秋窗风雨夕》、《五美吟》和《桃花行》等等。林黛玉是个诗化了的艺术形象， 她的生活、思想和气质中都渗透着一股强烈的诗意。黛玉葬花行为展现出她那充满诗意的生活。《葬花吟》抒发了黛玉伤春的愁情，塑造出黛玉晶莹纯洁的诗人形象。《葬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第二十七回）第三十八回，黛玉魁夺的三首菊花诗展现出纯洁的思想与高洁的人格。“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咏菊》）“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问菊》）“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菊梦》）黛玉的《题帕三绝句》：“尺幅鲛鮹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1]（第三十四回）《题帕三绝句》展现出黛玉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 据列藏本的第七十六回，在中秋之夜，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寂静的凹晶馆联诗，湘云吟出“寒塘渡鹤影”之后，黛玉吟出的应是“冷月葬诗魂”。[9]（第七十六回）“冷月葬诗魂”展现出黛玉有着屈原那样“苏世独立”的“诗魂”。这种楚文化精神的“诗魂”凸现出黛玉正直高洁的人格和晶莹纯洁的心灵。 三、知音之爱 宝黛爱情是知音之爱。知音文化是宝黛爱情巨大的思想意义的所在。黛玉和宝玉在反对封建礼教、仕途经济和等级制度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反封建思想意识。他们的这种共同的思想意识使他们成为“知己”。从宝黛的爱情悲剧中可以展现出知音文化的动人与悲壮。 知音文化是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楚大地上，伯牙与子期的高山流水知音故事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流传至今。《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10]（卷十四）今武汉市汉阳区龟山西麓的琴台是后人为追念伯牙和子期的知音故事而修葺的。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却能听懂和理解伯牙的琴音。因此，后世以“高山流水”比喻乐曲的高妙、人格的高洁和心灵上的契合。知音是人与人在心灵上和精神上的共鸣和契合。失去知音子期之后，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可见，知音文化是十分动人和悲壮的文化。 宝黛爱情是在思想、心灵和精神上产生共鸣的知音之爱。宝玉写偈语：“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黛玉续写了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1]（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三回，宝黛共读《西厢记》（又名《会真记》）是宝黛爱情发展的关键阶段。宝玉对黛玉说：“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宝玉）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1]（第二十三回）通过共读《西厢记》表现出宝黛在思想上的契合和在心灵上的共鸣。“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三个字。林黛玉听了，怔了半天……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1]（第三十二回）宝玉的“你放心”这三个字比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恋爱男女常说的“我爱你”的内涵应更为丰富、真诚和深刻。“你放心”这三个字不但表明了决心、信任和责任，而且体现出“知己”之间在心灵、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林黛玉听了宝玉诉肺腑的那些话之后，“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那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1]（第三十二回）他们互相把对方认作“知己”，因此，宝黛之间有时无需言语也可以表达出他们的心心相印。第三十四回，黛玉在宝玉挨打之后去看望宝玉时，她的“两个眼睛肿的桃儿一般，满面泪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得利害。”就在当天晚上，宝玉十分挂念黛玉，于是派晴雯送了两条半新不旧的手帕给黛玉。“林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驰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帕子来，若不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传递与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炙起。”[1]（第三十四回）于是，黛玉写出了感人肺腑的《题帕三绝句》。宝钗等人劝导宝玉走“仕途经济”，宝玉认为她们是“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1]（第三十六回）第四十五回，宝玉冒着秋风夜雨来探视体弱多病的黛玉。黛玉还有点担心宝玉穿的“掐金满绣的绵纱袜子”弄脏了，待看到“也倒干净”之后，才放下心来。宝玉“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住灯光，向黛玉脸上照了一照，觑着眼细瞧了一瞧，笑道：‘今儿气色好了些。’”黛玉把自己的玻璃绣球灯拿下来，给宝玉带上，宝玉怕把灯给打破了，黛玉又说道：“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1]（第四十五回）可见，悱恻缠绵的宝黛爱情是建立在相知之上的相互体贴和关心。第七十回，林黛玉作《桃花行》，宝玉“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泪来，又怕众人看见，又忙自己擦了。”因为贾政回家要过问宝玉的功课，宝玉最着急的是书法临摹这一门功课。在最焦急的时候，黛玉帮助了宝玉。宝玉惊讶地发现甚至“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似”！[1]（第七十回）可见，宝黛的意识和情感是如此纯洁动人的默契。高鹗的后四十回续书虽然其艺术水平不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石头记》，但是也展现出了宝黛爱情中的一些知音文化意蕴。第八十六回，黛玉说道：“所以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黛玉抚琴而吟诵的《琴曲四章》：“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1]（第八十七回） 因此，宝黛爱情是知音之爱，宝黛爱情具有知音文化意蕴。林黛玉和贾宝玉相互认作“知己”，他们有着思想、心灵、志趣、情感和精神上的默契。宝黛爱情的悲剧烘托出知音文化的动人与悲壮。 四、结语 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楚文化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重要文化源泉。楚文化对长江文明产生了重要而且深刻的影响。在被抄家之前，曹雪芹的家族曾经久居江南地区。因此，曹雪芹应受到长江文明的熏陶，楚文化对其思想意识的形成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晚清作家刘鹗《老残游记》：“《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11]（自序）曹雪芹的悲惨遭遇、对社会的感悟和“辛酸泪”应与屈原和庄子有相似之处。曹雪芹也十分崇敬楚文化，他在第七十八回借宝玉之口表明了“远师楚人”的观点。《红楼梦》对长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有着精彩的表述和传神的描写。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形象时应该是参考和借鉴了楚文化的精神和意蕴。 林黛玉形象具有浓厚的楚文化风采。黛玉有湘妃“泪洒斑竹”的身影，这种楚文化意蕴的泣泪使黛玉超越了病态美的表面现象，从而升华为具有永恒意义的气质美、神情美和灵性美。黛玉有着屈原那样“苏世独立”的“诗魂”，这种楚文化精神的“诗魂”凸现出黛玉正直高洁的人格和晶莹纯洁的心灵。宝黛爱情是知音之爱。林黛玉和贾宝玉相互认作“知己”。宝黛爱情是在思想、心灵和精神上产生共鸣的知音之爱。他们有着思想、心灵、志趣、情感和精神上的默契。宝黛爱情的悲剧烘托出知音文化的动人与悲壮。正是这种楚文化风采彰显出林黛玉的气质美、诗性美和精神美！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俞平伯（点校），启功（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李学勤.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刘向.列女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张华.博物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7]任昉.述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1. [8]郦道元（撰），杨守敬（疏）.水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编）.石头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吕不韦，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1]刘鹗.老残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