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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不共此山奇——王利器 《红学那些人》之三


    在人们的价值认定中,王利器已经是一条响当当的好汉。但这样的认定似乎还有折扣。要把王利器的英雄看清楚,应该与钱钟书进行一番比对。王利器的能耐应该不在钱钟书之下。只不过钱钟书作了个叫《围城》的小说,让吃洋饭的夏志清捧了几把,所以,卖大白菜的也知道有个有学问的叫钱钟书,而王利器的文章都是些干货,不把《康熙字典》翻个散三五十过的你弄不明白,所以,我孩子那个常常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待遇低而不平的语文老师,也不知道王利器是个有学问的。
    据内行透露,钱钟书的学问虽然称得上博大精深,也时有硬伤,且这硬伤还可以被那些偷着读白话《史记》的博士娃娃发现,但王利器的文章却针扎不进,水泼不入,那些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背个乱熟的白胡子们,也对其心生敬畏,同时,王利器他自己就是挑别人毛病的行家,如果哪个不小心得罪了他,那绝对有你好看的。
    钱钟书做了不少学问,但业内已经有定论,在中国做学问最多的还是王利器。他学究天人,确乎不拔,著述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无人可比,全部著作约二千万字,业内有“千万字富翁”的戏称。曾出版《新语校注》、《盐铁论校注》(后改《盐铁论校注增订本》再版)、《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新书》、《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葛洪论》、《文笔要诀校笺》、《历代笑话集》、《历代笑话集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郑康成年谱》、《宋会要辑补》、《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九龠集校订本》、《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校录》、《水浒全传》整理本、《耐雪堂集》、《晓传书斋文史论集》、《王利器论学新著》等。
    一、神人风度。
    王利器生于1911年,卒于1998年,他的有关名号就非常文化非常学问。他字藏用,号晓传,书斋名为“善藏其书,所以善待其用”。这些都比较深奥,不过总的意思是说,他喜欢书,通晓书(或者志在通晓书)。“利器”二字也有讲究,出在《论语》,全句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估计是好学的意思。
    1、少有才名,一副对联名动家乡。
    王利器四川江津人,七岁入家塾, 二十岁后考入江津中学、重庆大学高中部。毕业后先在达材中学任教半年,后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再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历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在文学古籍刊行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王利器出生于四川江津一富裕家庭。父亲王章可性儒雅、喜读书。耳濡目染之下,王利器养成了读书不懈的习惯,也具备了高过同辈的手段。在启蒙老师刘昌文指导下,王利器先死记硬背传统典籍,等上了路,就试着做文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一九三四年,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学,始接受现代教育。十三年的私塾根底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入学初,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心中凄楚,代表新生送挽联一副: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特别是别开生面。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百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有不及,王利器因此声名鹊起。
    2、侠肝义胆、品行高贵。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王利器正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师从著名学者傅斯年。忽传来他往日老师向宗鲁逝世,随后师母牟红仪也拍来电报,希望他西上峨眉,送向宗鲁灵柩归乡安葬。王利器立刻向傅斯年请假。到峨眉后,经过一番交涉,学校补发向宗鲁一月薪水约三百余元,另派一校工陪王利器扶灵去向宗鲁家乡小湾。隔山隔水,路途遥远,学校补发的薪金仅够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好几十公里的旱路,因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这段旱路所需费用将比水路行船更高。没有解决的办法,王利器心一横就上路了。
    王利器一行在平羌江畔登船。船入大江,滩多水急,峭壁如削,怪石峥嵘,一叶扁舟在急浪间颠簸,水手的身影成了弧形,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已经全无。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将创业银行全部股金抽出作后面的路费(以前写墓志铭获赠的润笔之资),组织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上路。到了小湾,见过师母、太老师,安放毕灵柩,布置好灵堂,此事才完结。
    这段行程历时一个多星期、近五百多公里。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此事,曾作寄调《木兰花慢》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此词凄切动人,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1981年7月,还未知名的欧阳健北上京城观书访学,特意拜会王利器。欧阳健是被人冷落惯的,所以这次的心理也就有些刘姥姥进荣国府,惶恐中搀杂着不安。谁知来到王利器的府上,王利器的热情顿时让他意外。王利器给他滔滔述说自己的丰功伟业,答应给他将要出版的《水浒新议》作序。欧阳健要代同事金燕玉查《世界文学》,王利器不仅告诉他报刊藏于柏林寺分馆,更热心陪他前往,教他如何办理手续--------欧阳健担心太过麻烦王利器不好,提出自己按王利器指点去办就是,而王利器却硬是不依。
    3、出手大方、喜好藏书。
    王利器初到北平时,为得到一本日本影印的《世说新语》,他曾横下心出手一根金条。此书后来成为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宋本《世说新语》的底本。这一豪举,使得他名声远播,趁机到手很多精选本。陈老莲装裱成册经折本《水浒叶子》,郑振铎不以为宝,但王利器看中了。后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之宋江像,就来自该书。他说服郑振铎以公款收购了《八旗艺文编目》全部书目,为初兴的《红楼梦》研究事业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4、任情任性,不谙世故。
    王利器身体瘦削,一天工作十小时,吃粮不够半斤。然豪迈壮阔,激情洋溢,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他八十二岁时自称“年方二八”。每有论文发表,便用所得稿费宴请友好同志。据坊间传说,一九五八年反右时,为了凑够名额,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找他谈话,要分配给他一顶右派帽子,问他有什么意见。他一拍胸脯,当时立即表示服从分配,声称,兄弟我一介书生,能为我党做些啥?现在党尴尬、没出豁,说不得,快把那帽子拿来。
    二、“大拿”与“降龙手”。
    王利器非专业红学家,红学仅只古典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以两点较为突出。一是考据派“大拿”;一是天授“降龙手”。
    1、考据派“大拿”。
    作为考据派“大拿”,王利器有著作《〈红楼梦〉研究论文集》、《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一九五五年,他发现兴廉《春柳堂诗稿》有四首诗和曹雪芹有关,对研究《红楼梦》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另外,他与吴世昌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叔父;依据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上康熙皇帝的奏折,又以张宜泉诗题下的小注相佐证,证明曹雪芹乃曹颙的遗腹子,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他与冯其庸、陈毓罴、刘世德主曹雪芹卒在“壬午”(1762),力辨曹雪芹葬于张家湾,墓石是真;一九五七年曾发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拓宽了高鹗研究视野。
    王利器说,“自从我发表《重新考虑曹雪芹生平》之后,隔了二十五年,我又写了《马氏遗腹子·曹天祐·曹霑》一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主要抓住了十三年这一重要线索,去论证马氏遗腹子就是曹天祐,曹天祐就是曹霑。---------我还在1979年写了一篇《大观园在那里》的论文,发表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主要指出大观园是曹雪芹精心设计的一幅建筑蓝图,是一个为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生活而创造的典型环境,既不在南京,也不在北京,就在《红楼梦》里,提出对这些年来‘大观园热’的我见。我认为把恭王府作为大观园纪念馆,我完全赞成;说恭王府就是大观园,我保留我的意见”。
    2、天授“降龙手”。
    王利器读书过目不忘,写作文不加点,“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因为有如此的道行,行为作态免不了跋扈气盛、踔厉风发——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天高两三寸,地厚一鱼鳞,抬头天外觑,天我一般人。解放后红学家中,他是周汝昌的克星,也是让周汝昌望而生畏、甚至闻风丧胆的人物。王利器大周汝昌七岁,开始时,对周汝昌的成就,王利器也予以肯定,曾经说过周汝昌那小子还有些出息,其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表现出新一代学者的虎虎生气。
    但后来,因为不识高低,周汝昌就让王利器感到不快,于是,王利器就被窝里磨牙——怀恨在心,倚着有些道行,就专门拿他消遣。那刺耳甚至残酷的批评,特别是抖开文献、引经据典的英雄气,直让作贼心虚的周汝昌老爷子色若死灰,双目茫然无见。要说周汝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有乾坤大挪移的手段,多彩多姿,惊才绝艳,飘如浮云,矫若惊龙,六十年来,在风波诡谲的红学江湖中得心应手,履险如夷,也曾欣欣然不知所以,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谁料到有王利器这秤杆的准星,周汝昌顿时就现出了“裘千丈”斤两,活生生的一条“龙”竟然蜷曲成小蚯蚓,恶鬼见钟馗——不得不老实。
    王利器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在他的书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这是怎么搞出来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类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这里,所谓“曾有篇文章”,指《〈红楼梦新证〉证误》,见《〈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二辑;所谓十大类错误,指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饭、顾此失彼、道听途说、数典忘宗、前五百年。十大类错误外,王利器还指出周汝昌硬伤四十几处。
    据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和一些坊间好事者说,周汝昌如此也属一把鼻涕抹脸上——自找难看。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就曹雪芹生年的问题,他竟然摸老虎屁股,对王利器的“乙未”说进行批评,同时,这重印的《〈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不仅失于打点,而且王利器主动索求,他竟然衙门里打电话,官腔官调——我说利器同志呀,这我可得批评你了。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红楼梦新证》,就在你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嘛,你自己留一册就是了。当然了,我也不是不可以送你一个的,可你应该知道的,我是非常忙的------这样,王利器一则臊了,一则恼那周汝昌目中无人,加之其乃天真烂漫之人,醒来明月,醉后清风,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者,于是雷嗔电怒起来,拉下脸来以他为法。
    不过王利器怒而有道——专捡有气力的打,很少揍比自己弱小的。他不屑于那种“小萝卜”。
    (本文参考李自强之《两千万富翁王利器》,见2005年《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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