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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择书自由还给孩子


    朱天心,台湾作家。山东人,1958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主编《三三集刊》。著有《学飞的盟盟》(上海人民出版社)《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昨日当我年轻时》《未了》《时移事往》《我记得……》《猎人们》《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等。
    三十几年前,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和一些好朋友办一个杂志,面对社会发行。我们的平均年纪大概是不到20岁。社会上这么多文学刊物,还有那么多好看的杂志,谁要看一个近乎是校刊这样的作品?我们不得不四处去推销。那时候,我是相信阅读的意义的。因此,常常这样说,你今年多大年纪,比如今年32岁。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读书的人,那么你就是5032岁。5000当然是5000年文化的泛指。就是说,你的年纪不止于你这个肉身的年纪了。我觉得这样一个说法很有意思。
    作为一个创作人,我曾经很喜欢用沈从文的话——我阅读一本大书,也读小书。小书就是指一般的书籍,大书就是人生。可是你活点年纪你就知道,其实那个大书是很乏味的。也许在沈从文时代,也许在现在的大陆,它还是很丰饶很有趣的,还是可以写的。但是在台湾,面对城市化或者说是现代化,很早就有人开始感慨——城市无故事。在现代化城市生活,大书非常乏味,只能再多看看小书。
    35岁之前,我的大量阅读是为了学习,为了偷偷学作家,说好听一点叫致敬。可能有人会说,你是抄袭、模仿。可是到一个年纪以后,我还勤于阅读,这个阅读是为了努力跟其他写作者不同。你会非常努力地读,你很怕被别人说重复了别人,或者说跟谁一样,或者有人写得更好。前半生是为了学习,后半生是为了避开地雷。我想去找找是不是还有空白的、尽管是很贫瘠的土壤,我自己去种,我自己小小地进行研究和开发。
    因此,想要避开什么作家,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比如我刚读完《怀念兔子》(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续篇),前面四部曲也都读完了。厄普代克几乎每隔10年都会写他所熟悉的那样一个环境,设定虚构的人物,种种变化,包括社会的变迁。35岁之前,我肯定会被打动,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写法。以前,我可能会想,我也可以这么来写。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这个状态,我的心情是,千万别把我所熟悉的朋友也写得这么无趣。再比如天文(朱天文)写的《巫言》,我跟她才差两岁,这是我们共处的时空,她写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要再写的时候,一定就不能跟她一样。碰到不那么喜欢的作品,就想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不要犯一样的错或是一样的毛病。
    当然,选择这样的道路会有更大的困难,费更多的时间。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既然你已经决定走一条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路,那你就要耐得住。这个险我也是愿意冒的。就像航海一样,处处不是冰山就是珊瑚礁。你要避开,可能之后会无路可走。但也可能在开发殆尽的场域里,会有一条新航路被你走出来。
    说到如何向孩子推荐书,其实我一直希望她(谢海盟,朱天心与唐诺的女儿,1986年生于台北)很自然地去翻开书,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获益良多。我女儿三四岁的时候,还是把念书当积木,堆来堆去,当小板凳。我心里着急,可是为了充分追求她的自由选择就忍着。再大一点的时候,她更恨书本了——大人拿起书本,对她的所有提问都心不在焉,她觉得书本是她的头号敌人。后来她可以识字,她就像打开了宝盒一样,从阅读中享受到了很大的乐趣。有的书她觉得读起来很艰难,她会请你念给她听,很快她自己就可以接得上,也就自己读了。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一脚高一脚低的,我没有特别要她去看一些儿童读物。当初我父亲的书房和书橱对我们都是完全开放的,没有禁区。没有说年纪小,没有你读的书。我也读了很多不该读的书,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可是,你读不到不好的书,你怎么知道好的书什么样子。我曾经也很喜欢看琼瑶的东西,像电视剧,终归你很希望男女主角怎样怎样。当看到张爱玲的书时,不要有人劝解,琼瑶就不看了。尽管不是那么有效率,可是我希望女儿也可以有这样一个充分选择的自由。(据朱天心讲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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