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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徐重庆(2)


    盛年徐子拥书城
    徐重庆是个布衣独身文人、又是自学成才的读书人,他的微薄工资、写作稿酬,基本上都用来购买书籍,所以藏书较富,“文革”中藏书遭劫,后又购书逾万册。他的恩师赵景深在赠他的一首七言律诗中,开篇就是“盛年徐子拥书城,下笔万言如有神”。徐重庆自言,诗中说他“拥书城”是实情,但下笔万言是溢美之辞。他的好友肖二为他坐在“书城”拍过一幅摄影作品,倒是十分传神地反映了他在“书城”中的精神面貌。
    谈起他的“书城”,这是他的自豪之所,也是他的伤心之处。自豪的是,可以不出家门,自由取阅家中藏书,供写作参考;伤心的是,他一直想为这些藏书提供一处宽敞的存放书籍的书房,可是他长期生活在面积很小的居室中,众多书籍只能装箱打包,堆积在房中,像书库一样,无法展开。他的住处,我虽未去过,但局促、杂乱可以想象。因此他的“书城”,在我心中成了一个难以释怀的情结。
    与重庆结识后,获悉他藏有整套香港艺文掌故家沈苇窗主编的《大成》杂志(沈苇窗是湖州人氏,这套杂志是沈氏在湖州亲友转赠的),这本杂志自1973年创刊后,沈苇窗凭一己之力,从组稿到编校、印刷发行全是一人完成。办刊的资金由好友张大千赞助,据说是每出一期刊物,张大千赞助一幅画。投桃报李,故每期《大成》都有张大千艺文轶事的报道。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叶浅予先生介绍,为《大成》撰稿10年,其中有不少是拙著《张大千艺术圈》中的篇章,并由此与主编沈苇窗相识。我深知该刊中蕴藏的张大千的信息量,苦于没有见到1973至1985年间的刊物,而这段时期正是晚年的张大千,由巴西移居美国归根台湾的阶段,对研究大千晚年的海外生活和艺术有极大帮助。基于此,我与徐重庆商量,一起合作编著《大成》杂志中的张大千,希望他能先期选编复印有关张大千的文稿。他一口答应,说打开装在箱中的刊物后,即可着手查阅整理编印。可是,后来他多次来信告我,压在箱底的几百本《大成》,因室内空间太小,书箱层层积压,实在无法取出,只能等换置新房后再整理。可是,这处新房又在哪里?他寄希望于有关文化部门帮助解决,可是这些部门无人回应。重庆不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他也从未在我面前发过牢骚。2006年,沈左尧楹联艺术馆开馆前夕,他在给我的信中却忍不住有了牢骚。读了此信,心中十分难受。我知道重庆有万卷藏书,但这些书都是用来读和用的,谁都知道,在当今市场上,实用性的普通版本的书籍,并没有太大经济价值。惟有一套《大成》杂志,当时已被炒到数万元。可是整套不缺的《大成》杂志,在海内外仅存3套,他又怎么舍得出手?更何况还与我有约一起编书呢!
    两年后,获悉重庆因旧房要拆迁,终于用拆迁款换了一套三居室的新房,我马上致电祝贺他的乔迁之喜。他苦笑道:正在装修,家里搬得一塌糊涂。我心想换了新房,这下整理编辑《大成》总该有望了。谁知他又为湖州师大、湖州博物馆忙起了新的文化引进项目,东奔西跑,静不下心来。不久,得知重庆病了,病得不轻,是中风,躺在病床上,不能活动,也不能说话,更无法交流。前年秋日,在友人夏锦春的引领下,我随车赶往湖州中医院探视重庆。只见他在弟妹的扶助下,起身靠坐在病床上,怔怔地望着我,毫无反应。其弟大声报说,包立民看你来了!他突然眼珠一转,右眼一撇,嘴角一歪,似笑非笑,看来他是认出了我,却不能用言语表达。在病床前我大声预祝他早日康复。他在弟妹的协助下,双手抱拳微微摇动作揖,表示感谢。看到此情此景,我真想为之一哭!强忍着眼泪,我离开病房,向其胞弟询问病情及治疗情况。原来他在病床上已躺了两年多了,家中弟妹一直轮流值班护理。
    早年的徐重庆,因家中弟妹众多,家境困难,才主动放弃学业,16岁初中刚毕业,就进了电影发行公司,当了一名放映员,协助其父挑起了抚养弟妹的责任。由于他爱好文学,业余又能刻苦读书,好学不倦,勇于思考,敢于向文坛名流如茅盾、赵景深、孙席珍、黄源诸等前辈通信求教。他的好学精神,获得了诸前辈的嘉许和指导。由此他自学成才,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成了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学者。而今他病了,弟妹来照顾他,照应了4年把他送走了。
    回头再说他的“书城”,好不容易换了一套三居室的新房,按理说可以好好装修一下,真正拥有一处朝思暮想的“新书城”了。可是造化弄人,他尚未享受到坐拥“新书城”的乐趣甜头,却又一病4年,撒手人寰,留下了许多他想做又未曾能做的学业,怎不令人痛惜!
    徐重庆走前,家人遵照他生前遗愿,将所有收藏(包括万卷藏书、名人书札书画,还有那套尚未动手与我合作编篡的整套《大成》杂志),全部捐赠给他一再引进文化建设项目的湖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善始善终,善哉善哉!安息吧,老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