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士菁与鲁迅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01 光明日报 newdu 参加讨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家父脱下军装，再次从事文职工作。作为直接与鲁迅先生联系的党的代表冯雪峰先生正在主持鲁迅著作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他对家父十分信任和器重，认为家父在研究鲁迅著作、传播鲁迅精神方面能够发挥较大作用，遂在1949年将其从无锡苏南文协调到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1952年又将家父从上海调到北京，专门负责《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和研究。 家父历任鲁迅著作编刊社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在和编辑部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辑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10卷本的《鲁迅全集》，为研究鲁迅思想、弘扬鲁迅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套《鲁迅全集》的出版，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鲁迅研究的最高水准。 家父在对鲁迅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中，承担着艰巨的任务，繁杂的事务性工作，特别是对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难度极大。鲁迅先生知识渊博，行文苦涩，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读懂鲁迅，使广大青年了解鲁迅，增强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强的精神，家父呕心沥血，可以说他的一生与鲁迅研究紧紧相连，是当之无愧的鲁迅研究专家。 那时，我们尚年幼无知，有时翻看鲁迅著作，就其中的某一句话向家父提出询问，他都能够准确说出这句话在《鲁迅全集》中的某卷、某篇文章，甚至某页上。我们十分惊讶，佩服家父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今天回想起来才体会到，家父在鲁迅著作的研究领域是下了超于常人的功夫的。 “文革”之初，家父即因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注释工作而遭到“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点名批判，并由此被定为“走资派”，其在鲁迅著作的研究方面遇到极大困难。但是，家父并没有放弃终生的追求，仍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从事鲁迅研究工作。 1973年，家父离开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特别受邀来到广西大学工作，为边疆贫困地区培养了大批文学青年，同时，也在广西大学开辟了一片鲁迅研究工作的新天地，而他在鲁迅研究领域中的工作也得到进一步延续。家父一边进行教学，一边从事研究，此后陆续发表了《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释》《鲁迅创作道路初探》《鲁迅的爱和憎》等一系列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鲁迅研究不断深入。 粉碎“四人帮”以后，家父调回北京，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鲁迅研究工作，并兼任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为改革开放后的学术界培养新人。与此同时，中国鲁迅研究会成立，家父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学会的各项活动。1983年1月，家父调至北京鲁迅博物馆任馆长，得以再次全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工作中来。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期间，家父充分发挥鲁迅研究专家的重要作用和几十年来从事鲁迅研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积极主持和参与了《鲁迅大辞典》《鲁迅年谱》《鲁迅手稿全集》《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等书刊的编撰工作，与其他专家学者一同迎来了又一个鲁迅研究的高峰。 在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同时，家父对中国古代文学也曾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撰写有《唐代诗歌》《唐代文学史略》《中国文学史——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等著作。他在撰写《中国文学史——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一书的序言（即“写在前面”）中明确指出，这部专著的目的就是要向广大民众普及中国文学史的基础知识。而在这些基础知识中，宋代文人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民族精神、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精神是应该特别加以强调的。 在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家父把侧重点放在了唐代文学和唐代诗歌上。而在唐代诗歌的研究中，他又特别偏重于对诗圣杜甫的研究，先后编纂出版了《杜诗今注》《杜诗便览》《杜甫词典》《诗圣杜甫》等专著。 家父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中，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郭绍虞、启功等诸位先生交谊深厚，并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特聘为兼职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