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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严文井(3)


    往往谈兴正浓时,厨房里飘来一阵阵香味,少顷,菜肴一盘盘上了桌,甚至还有酒。
    跟导师对酌的也是高尔品。文学从沙发转移到了餐桌,在酒香中发酵。
    每样菜都可口,而我最喜欢的是师母烧的红烧肉,油汪汪亮晶晶,入口即酥。
    高尔品也是嗜肉之徒,有时,在去导师家路上我们俩就嘀咕起来,今天不晓得师母会不会烧红烧肉?那时,肉是凭票供应的,师母得攒多少肉票,才能烧这么一碗红烧肉啊!我们真是太不懂事了。
    可我们也真心想着要报答导师的。我以为最好的报答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好的成绩,好让我的导师引以为荣。但现实是残酷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境遇不好,成绩也平平,因此有机会去北京看望导师的次数也不多。
    1993年,我的长篇小说《女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开研讨会前,我兴冲冲地提出要请文井导师参加。可我的责编告诉我,严文井年纪大了,在家休养,类似这样的活动他都不会参加的,我们也不便去惊动他。我一听便有些惶恐,不再坚持己见了。
    又过了几年,我有机会来到北京,和萧乾先生一起去看望导师时,才知道,虽然我不成器,可导师对我的创作情况一直关注着,对那次未邀请他参加《女巫》研讨会,还“耿耿于怀”呢。
    我终于悟到,人的一生能出多少书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要诚恳、正直,富有宽广的胸怀和爱心。这一点,在导师第一次给我写信时,就以他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了。
    这是我和导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时间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时光流逝,人间如梦,20多年一霎间。今年正是导师的百年诞辰。每念及导师,我就会在夜空里寻觅明朗的蓝天,因为我依然相信,在那里,导师的眼眸正含着亲切温暖的光芒,在注视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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