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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散文驶进童话的港湾——严文井创作生涯(2)


    父亲晚年的散文,惜墨如金,以简驭繁,戒除卖弄,凝练幽默,清新淳朴,含蓄隽永,俊逸飘洒,脱出了青年时个人的小圈子,面向社会和时代,面向世界和历史,题材也更多样化。为了扶持文学新人,他写了许多序跋。他在这些序跋中阐述着他的美学观点,他还写了许多关于儿童文学的文论,这些散文可归于议论散文。而《小草的哀歌》《低音变奏》《啊,你盼望的那个花的原野》等作品,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有人把这些散文归为抒情散文。几篇回忆人物之作《关于萧乾的点滴》《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还有写冰心、沈从文等人的文章,更偏于叙事,就算叙事散文吧。父亲与这些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遇,一路走来,出入他们的世界,并运用小说手法表现他们的心灵,内在情绪,因此写来亲切、生动、传神、鲜活,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在此,我想提及两篇我帮父亲寄送的散文。一篇是《我相信》,一篇是《我欠的债》。我与父亲不住在一起,只能偶然给他帮些忙。《我相信》写于1988年11月,是我帮一家杂志社向他约的稿。约稿时,我没给他出题目,但可能因为是我向他约的稿,触动了他某些往事的怀想:譬如我对他的造反,遣散了一窝他心爱的猫家庭;造反派凶猛的抄家,母亲对他悉心的呵护体恤……这些惨烈凄楚的场面,在他的描绘中,没有丝毫幽怨悲切,却充满了幽默戏谑,最后以“我相信”寄予未来结束全篇。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在1977年访问中国时,对父亲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次我到中国访问,听到很多人讲了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使我感到悲悲切切,凄凄楚楚。当严文井先生在讲到这些相同或者类似的情况时,他好像用另一只眼睛冷静地审视这所经受的苦难,话语中透着深沉的历史感。”《我相信》写于木下顺二这番话的10年之后,他对历史又有了进一步的透视,提炼出了这篇黑色幽默。
    《我欠的债》可说是父亲写的最后一篇散文,是我帮他寄给《羊城晚报》的。那时他已83岁,在他80岁的时候,写了《我仍在路上》,有些告别人世,总结一生的意味。他很想就此多写一些回忆性的文章,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他是个内心柔和的人,《我欠的债》可看作他告别人生前的忏悔,500字左右的小文,却涵盖了那么多的深意。我小时候挨的一顿揍,母亲病重时的一次不耐烦,向文坛的几位人士,所表达的未能报答他们的歉意。这忏悔意犹未尽,意味深长。他的确老了,心有余,力不足了。我们只能从短短的文字中,体会他回想往事时内心掀起的狂澜。
    下篇·童话创作:偶然驶进 长期驻留
    父亲的童话创作始于1940年下半年。那时,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文系任教,刚写完一部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创作兴致正浓。这时他的第一个孩子快要降生了,他感到应该为自己的孩子做点什么,同时他隐约感到将来的中国一定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他要为孩子们的未来祝福,于是,他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并在窑洞里,为鲁艺的师生们朗诵了这些作品,获得了热烈掌声。他挑选出其中的6篇童话,结集成童话集《南南同胡子伯伯》(后来又更名为《南南和胡子伯伯》),于1941年由桂林美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的第一个童话集。父亲更多的童话则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的50年代、80年代。这些童话每年都结集成不同的书名,至今仍在与孩子们见面。当年读这些童话的孩子已成为爷爷、奶奶,他们把儿时喜欢的童话又推荐给了自己的后代。父亲的童话也因此流传着,不因市场大潮的变幻冲击而消失。
    可以这么说,他初期的童话创作,源自他对美的向往,那清贫童年时的渴望。他出生在一个穷教员家庭,是家里的老大,下边有七个弟弟,可想而知家庭的困境。那时的中国,战争频仍,满目疮痍,遍地饿殍。他亲眼目睹了两个可爱、年幼的弟弟因病无钱医治,相继离开人世……祖父因无钱而害怕过年,父亲多么想让害病的弟弟吃上可口的水果,重新站起来玩耍,然而这一切只能在梦幻中实现。他看到了太多的丑,因而更加向往美!于是他写了《四季的风》,要让四季的风吹走苦孩子的愁苦,给他带来欢乐。写了《南南同胡子伯伯》,让胡子伯伯来护佑南南,给他温暖幸福。他还希望孩子们要勇敢,有礼貌,乐于助人。《风机》《小松鼠》《胆小的青蛙》都是这样的故事。他把自己童年时的渴望与幻想编写成童话,给当时处于抗日战争环境中的孩子送上衷心的祝愿,祝他们拥有美好的未来。
    到了50年代,父亲已有了我们这五个上小学或幼儿园的孩子,能近距离的观察孩子,于是有了更多的童话素材。我们的童年是欢乐和幸福的,学习、唱歌、舞蹈、游戏……国家也非常重视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号召每位作家都要为儿童写作品。作为父亲,他更觉得有一种责任,他希望无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其他的孩子,都应该坚强、勇敢、热爱劳动,永远蓬勃向上。他看到我的姐姐怕狗,就写了《丁丁一次奇怪的旅行》,让丁丁在小蚂蚁的帮助下经历一次历险,胆子变得大起来。我的哥哥就是唐小西,他总是玩不够,做什么事总要拖到下一次,父亲就让唐小西在没有白天也没有夜晚,想玩多久就玩多久的“‘下一次开船’港”玩个够,使他终于懂得时间的珍贵。跟唐小西一起走进“‘下一次开船’港”的,还有我家的玩具纸板公鸡、纸蛇、肚皮下边绷着皮筋的老鼠、小木偶、布娃娃、老面人……父亲在写这篇童话的日子里,是我们最快活的时候,他每写出一章,就给我们朗读一章。我们用欢笑回报他,要他再多读一些。小西的历险纠集着我们的心,可惜每次他只写那么多,因为他第二天还要上班、开会。等我有了孩子,给儿子读这本书时,才发现爱干净善良的布娃娃原型就是我的母亲,那个爱吹笛子、用故事口袋给大家讲故事的老面人的原型就是父亲自己。父亲休闲的时候喜欢唱歌和吹笛子,那个故事口袋不就是他创作童话的脑袋吗?
    他写《蚯蚓和蜜蜂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花猫》的时候,我还在上托儿所。我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一次托儿所的阿姨给小朋友们带来了这两本书,并讲给大家听。小朋友们听得入迷极了,每天都请求阿姨读这两本书。在没有人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自己翻看书的插图,回想着里面的故事。周末我回家时,发现家里也有这两本书,就对妈妈说,这两本书可好啦,我们托儿所也有呢。妈妈笑而不答,还是托儿所的阿姨后来告诉我,这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的爸爸会写好听的童话故事。但还没容我向小朋友们显摆,我就从托儿所毕业了。
    父亲50年代写的作品中,《小溪流的歌》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大家在读《小溪流的歌》时,不妨也读一读他的散文《给匆忙走路的人》。《小溪流的歌》写于1955年,《给匆忙走路的人》写于1935年,时间整整跨越了20年。小溪流的形象最初出现在《给匆忙走路的人》里,这篇散文正是《小溪流的歌》的源头。小溪流是父亲青年时代就形成了的人生观的艺术写照,而且是他对人生的切身体悟和强烈的感受。小溪流奔腾向前永不停息,是父亲最崇尚的精神。他自己就是这样一条小溪流。不满20岁就独自到北平谋生。刚在写作上小有名气,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他不甘心做亡国奴,毅然奔赴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后迎来了新中国。看到新中国的孩子沐浴在阳光下,幸福成长,他感到高兴,内心对未来充满了自信、乐观。他胸中孕育着多年的艺术形象——小溪流,像地火一样喷发了!他以巨大的热情,诗化的语言,赞美着小溪流的每个成长过程,无数小溪流汇成小河、又汇成大河、大江,最后汇成大海。他们虽然变大了,但都保留了小溪流的本色,活泼愉快,不停地运动,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变化,一会儿也不肯休息。他们都唱着小溪流的歌“前进,永远前进”,所以有人称赞《小溪流的歌》是“一曲赞美宇宙常动不息的交响乐”。
    《小溪流的歌》既可以看作童话,也可以把它当作寓言。纵观父亲的童话,寓言常悄悄地坐落在他童话中的某个角落,或者干脆与他的童话融为一体,像《蚯蚓和蜜蜂的故事》《浮云》《会摇尾巴的狼》都有寓言在做客。这是他喜欢思考的结果,每当他创作童话的时候,寓言就会向他招手,所以他的童话不仅美丽有趣还有深刻内涵。
    他的童话创作也有搁浅的时候,那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因素。“文革”十年,包括60年代初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整个中国文坛都进入了严冬,但是他心中仍然流淌着献给孩子们的歌。大地一解冻,他就写了《南风的话》《歌孩》《浮云》《歪脑袋的木头桩》《一个晚上的故事》等多个童话。
    父亲热爱儿童文学,从来没把儿童文学当作小儿科,也没把它当作成名成家的敲门砖。他写儿童文学时起点高。他是在写过散文、诗歌、小说,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后,才涉猎儿童文学的。他把儿童文学当作特殊的文学体裁,在他看来,安徒生与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而且这种文学的写作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孩子。不管战争年代,还是运动时期,在创作童话时,他的心中始终只有孩子,尽管后来他也成了胡子伯伯,但孩子永远在他心中占着重要的位置。
    如今,他已整整100岁了,他离开我们也整整10年了,但是,他仍在注视着我们,用他的作品陪伴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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