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辛之24页长信谈论《说九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52 中国作家网 汪静茹 参加讨论
曹辛之(1917—1995)，笔名杭约赫。他“善于以不同的语言风格处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展现出一幅幅生动壮丽的画面”，其作品既凝练简约，又细致深刻，自成一格，如讽刺诗《最后的演出》、政治抒情诗《复活的土地》等都曾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过辉煌的印迹。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作为诗人形象的杭约赫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很少，更多的是作为书籍装帧艺术家出现的曹辛之，其作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曾荣获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整体设计金奖。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及80年代的《九叶集》，这些重要刊物都有他为之殚精竭虑辛勤奔波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曹辛之几乎不再作诗，但他心里从来没有放下过九叶诗派。中国现代文学馆里珍藏着70多封《曹辛之致王辛笛》的信函，告诉我们这位江左才子为了“九叶的事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和穆旦九位诗人的诗合集《九叶集》，这被认为是“建国以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 早在40年代，九叶诗人之间就有不少同仁互评的文章。80年代初趁着诗集的出版，九叶诗派也在尝试着“为自己作传”，其中关于唐湜的《说九叶》，曹辛之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 关于《九叶集》的时代性 为什么要将《九叶集》只限定在40年代？曹辛之在信中与想编《九叶集外》的唐湜意见不同，认为虽然九叶派中他和陈敬容都在抗战以前写过诗，并且都曾在报刊上登载过，但那都是练习作业，只有辛笛确实在30年代写出过一些不错的诗，“但我们九叶作为一个流派，作为一个在当时发生过影响的流派，那只能算在40年代，从整个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看，正如香港新园所说‘新诗的真正成熟期，是在40年[代]后期’。”他拿《白色花》作反面教材，认为它收录作品的时间跨度过长，而七月派主要的活动时间在40年代，这样反而模糊了时代性，是为编辑史上的“败笔”。他这样肯定40年代：“40年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尖锐的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凡有点爱国心，有点进步思想的都不可能蛰居在象牙塔里去吟风弄月，或只是单纯表现‘自我’。” 40年代笼罩着最深重的民族苦难和最黑暗的专制政治的历史阴霾，而九叶派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下的诗歌创作是极其艰难的。由曹辛之主编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国统区的重要文学阵地，诗人们正是围绕着这两份刊物找到了发声的战场，更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诗友和战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文学一脉。但由于国民党的黑暗专制，刊物不久都被查封了，前者出版了16期，后者仅出版了5期。据曹辛之后来在《面对严肃的时辰——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中回忆：“星群出版的书籍和诗刊，都无力支付稿酬(只有个别的作家如戴望舒是例外)，有时作家还要拿钱出来印书，当时国统区的物价，如脱缰野马，纸张、印刷、排工等费用，一个月要涨几倍，诗刊每期印两千册，书卖出后收回来的书款还不够付装订费用。所以经济压力很大，主要经济来源靠向辛笛同志所服务的银行借支，其次靠少量的广告费收入。”那是黎明即将到来的前夕，那是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统治下的上海。他们一方面要躲过国民党的枪炮，另一方面还要抵挡住“左倾朋友”放的冷箭，自己还要解决经济困难。他们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和夺取胜利曙光的时代重任和使命，用自己的心和诗来唱出优美而厚重的篇章。就是这样的时代，夹杂着紧张严肃、烦恼苦闷还有兴奋浪漫，他们顶住了，坚持下去了，直到1948年11月，星群被查封，曹辛之出走香港。这样的时代刻骨铭心，是值得九叶诗人们和读者铭记的。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就了经得住严霜的九叶诗派。强调40年代，也是为了告诉世人那段不容忽视不容遗忘更不容模糊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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