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的感觉(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22 中国作家网 newdu 参加讨论
我私下跟一位办杂志的朋友商量，能不能换个工种，比如找家文学杂志干编辑或编务或勤杂工。朋友说，哪有那么容易，你想过这样做可能造成的影响吗？还有，你以为编辑就好干吗？你去干勤杂工，现在的勤杂工怎么办？不让人家养家糊口了？我给说得白眼直翻。真是走投无路。而困惑却是越来越大了。小说的面貌日新月异，其中一出来就引起一片叫好的文字，我个个都认识，就是不懂得那些字连在一块说的是什么意思。 1985年，我痛下决心，恶补文化，去了一所大学读插班生。一年后年我写了短篇《马车》。试着交给一家约稿的刊物，不出意料地退稿了。再试投，侥幸被《十月》采用。接下来《小说选刊》和《人民日报》文艺部合办了“1987-1988”年度的全国小说奖，《马车》居然榜上有名。评奖后的午宴上，我有幸与一位仰慕已久的评论家同桌。一人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自嘲说：有什么好忙的？总不能去评陈世旭的《马车》吧。我这才晓得，评论界对《马车》的评价是如此之低。来京时的一点蠢动，瞬间黄粱梦醒。显然，《马车》的获奖是对一种劳动态度和一个才华有限但兢兢业业的基层作者的肯定，是为了给一种虽嫌陈旧、虽无思想和艺术的深刻但诚恳的写作保留一席生存之地，是对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犹犹豫豫的我的一种支撑。 2001年，我彻底摆脱几乎使我陷入迷误的行政事务，极力躲避无休无止的烦扰，回到安静的书桌，在《十月》发表了中篇《试用期》。正为手艺尚未生疏有几分得意，听到一位同行的不屑：写到这么实的程度，陈世旭是真正的江郎才尽了。“江郎才尽”是我自己很多年前就已认可的事实，并非由《试用期》才得到证明，只是不甘心认账而已。几年后参加一家出版社的活动，同车的一位刚获了全国长篇小说大奖的青年作家在向几位女记者顺便说起我的时候，讪笑：他们那个年头，写一两篇东西就混出来了。我假装什么也没有听见，不是因为教养，是因为不能不认可。我虽然写了不止“一两篇东西”，但连同行都不知道，等于没写，这种几无交往的同行肯定没有恶意的随口鄙夷没什么不可以接受。让我最不堪的是熟悉的朋友的善意。一个小说顺利杀青，颇兴奋，忍不住在回复短信的时候告诉一位常联系的同行，以期分享小小的快乐。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的回复是：“悠着点，怎么写你也不在读者的视野了。”这位写作和声誉正在旺盛期的同行显然想象不到，这样的奉劝对一个尽管平庸却不失努力的同行是一种怎样强烈的伤害。 凡此种种，再二、再缺心眼的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我已近麻木。反复的打击让我明白，对文学的死心塌地，切不可建立在功利性的成败上，只能建立在最单纯的挚爱上，那该是一种初恋的感觉。世界上有两种作家，一种是文学受惠于他们，一种是他们受惠于文学。前一种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光荣，使文学成为人类文化中宏伟辉煌的殿堂。后一种则从文学中获得无穷的好处。文学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际遇，文学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人生支柱，是他们的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是他们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他们应该对文学感激涕零。契可夫说，大狗叫，小狗也叫。我属于后者。“我写作着，我生活着，这就够了”，这句话写在我的一个自选集的扉页上，这是一种人生定位，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毕竟幸福并不是拥有一切，只是尽情享受生活已经赐予的一切。一个别无选择的写作者惟一可靠的便是把这种对文学的初恋的感觉，保持到生命的终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