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吹捧和咒骂都有免疫力——听邓友梅谈创作(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38 文汇报 陈喜儒 参加讨论
三 2004年5月22日，与老邓去参加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六十二周年大会。首都文艺界来了百余人，最后，主持人请邓友梅讲话。老邓说：“讲话是1942年5月发表的，传到新四军要晚些，大概是1943年吧。当时我在新四军文工团，十几岁，跟着打杂。文工团里有许多从上海来的大艺术家，著名演员。我们把一个教堂改了改，在里面演戏。演了个《雷雨》，战士们看了，没有什么反应。有的战士说，是那个小娘们把这个家给搅散了。排演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时，台上演得很卖力，很起劲儿，台下一点动静也没有。团长觉得奇怪，说小邓，你下台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下去问，你们怎么不鼓掌？战士说，不知哪个是德国人，哪个是俄国人，怕鼓错了（笑）。 “后来军长陈毅说，你们应该下到部队,了解一下战士，搞清楚为谁演戏，怎样为他们演戏。我们下到部队，打仗时，为战士写名签番号，抬伤员，与战士们生活在一起。这时候，我们本身就是战士，知道战士们在想什么，想看什么。 “当时我们还搞战地宣传、鼓动。队伍过来了，大演员还没想好表演什么，队伍就过去了。团长很着急，说这样不行。我说我来试试。炊事班过来了，我就说：炊事班，真能干，又炒菜来又做饭。打起仗来向前冲，杀敌缴枪立新功。团长觉得奇怪，你怎么会这个？我说，演戏时，我提词，时间长了，就记住了一些。记者听到了，觉得不错，说你写下来可以发表。我说，有些字我不会写。记者说，我帮你改。后来稿子上了报。那时候，没有稿费，给了我两个柿子一斤花生。记者说，是我帮你改的，有我一份儿，结果他吃的比我还多（笑）。那时候写作，不为名，不为利，完全是为了工作。所以，直到今日，我仍然坚信，写作，最起码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 全场热烈鼓掌。 中午在作协食堂吃饭，老邓喝了杯啤酒，有点兴奋，对同桌的原《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说，《那五》本来是给你们《人民文学》的，结果你们不要，给我退了回来，我只好给别的刊物，发表后，反应还不错。崔道怡长叹一声道：这种事某某某可没少干！ 四 老邓在作协主管外事，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次，我应约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为了避免攀附吹捧之嫌，我故意东拉西扯，嬉皮笑脸，外加一点讽刺挖苦，但也说了一些别人没说过的话。写完后送给他看，他皱着眉头说，“你就拿糟践我赚钱吧”，算是通过。 他很忙，有还不完的文债，开不完的会，但我请他帮我看稿子，改文章，出主意，他从不推辞敷衍。 我的第四本散文集《关东杂煮》出版时，请他为我写序，他写了《好味道的“杂煮”》，不仅讲了文章的长短得失，还为我说了公道话，摘掉了我头上的那顶“不务正业”的帽子：“译别人的作品，又激发起他自己的写作欲望，他就试着写起小说、散文来。有翻译文学的底子，驾驭文字就较顺手，他一篇篇地写，就一篇篇地发了出来。……喜儒这本‘杂煮’，写的就是他与外国友人交往中的亲历、亲闻、亲见。拿起这本书如同走出国界，既体会到洋朋友的真挚友情，也从中看到了外国的民俗民风、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读者对外国的了解。看完这锅‘杂煮’，我就感到喜儒的写作是对本职工作的补充，可视作他本职工作的一部分。”我为能遇上一位开明领导而感到庆幸，同时也暗下决心，要用创造性的出色工作，报答知遇之恩。 老邓极聪明，而且清醒，心里有数，对吹捧和咒骂，都有相当的免疫力。倘若当年他满足于《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原地踏步，继续写战争，没有后来的京味小说系列，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光彩夺目。从革命战争题材，一下子跳到满清遗老们的悲欢离合，这一步，何其遥远，何其艰难！但他走了，而且获得了成功。他在《我的写作生活》中说：“中国人爱随大溜，而文学就决不能随大溜。王蒙写意识流被注意，我就决不能跟着写。就算跟着写有点模样了，人家说‘邓友梅不错，写得有点像王蒙了。’我40多岁的人弄个像王蒙有什么劲？刘绍棠写运河，我也不能跟着写运河。我必须找一找哪些东西是他们没有而我有的。…我发现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和他们比是我的特长。我就试着用北京市民的心语言态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试着写了个《话说陶然亭》，发现反应甚佳。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 他说：“我读书时，以己之短比人之长，知道了自己的先天不足，避免走弯路。写作时，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专找自己顺手别人不太掌握的路子写。虽然这朵花远没有人家的好看味香，可也算品种独特。虽然不出色，却也不与人重复，这样在百花坛中才有存在的价值。”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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