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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草婴先生是在1982年春天。
    那时,第二次全国俄罗斯文学研讨会在苏州饭店召开,我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研讨会,心情既兴奋,又充满期待。主持者在定调报告中特地强调,这次会议是讨论文学的学术会议,不谈政治,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也一律不得公开发表。会议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小组讨论中,我第一次见到草婴先生。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戴一副茶色眼镜,目光中透出平和、自信和坚毅,衣着打扮既得体又随意,有典型的上海文人派头。草婴先生发言中先介绍了自己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过程,以及遇到的坎坷和磨难。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难,他没有激动和悲愤,也不见哀怨和牢骚,语气相当平静。我想,只有超脱了个人的恩怨,站在历史高度,才能认清那场运动的本质,也才会有这样淡定的哲人态度。
    没有想到,草婴先生在接下来谈到研究苏联文学离不开认识苏联的现实生活,也就不能不涉及苏联的现实政治。在当时的气氛下,草婴先生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亮明与众不同的观点,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我佩服先生高超的译笔,学习他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他的发言一下子改变了我的看法:先生不仅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关心政治、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思想者。
    与先生接触多了,得知先生出生在医学世家,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关心国家命运和民众的疾苦。他以超常的毅力自学俄文,将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作为终身事业,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穷毕生精力,译出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和肖洛霍夫的主要代表作,皇皇十五卷,成为中国译坛乃至世界译坛的一大奇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敬。
    一旦认定了人生目标,先生就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进去,坚持不懈。先生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即使在爱女病危和去世的那些日子里,他强忍悲痛,依然坚持译著。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坚强的神经。他说:“失去女儿是很大的损失,假如我因为悲痛而停止工作,又是一种损失,是双倍的损失。因此,我不能停下手中的笔。”这番话让人看到他对文学翻译事业的忠诚、执著和奉献精神,也给了我鞭策,让我不敢懈怠。
    文学翻译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译什么。草婴先生之所以对列夫·托尔斯泰情有独钟,是因为“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而肖洛霍夫继承了托尔斯泰的传统,“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人性的坚强和美丽,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先生从事翻译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境界,铸就民族的崇高魂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