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和上海报界
http://www.newdu.com 2025/07/05 02:07:24 文汇报 newdu 参加讨论
“抗战胜利一年后，我从大后方回到了上海。那时的我，思想进步，行动自由，马上有自己的工作和薪水，周围的人也都有自己的梦想。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除国民党独裁统治之外，国家发展的另外一条道路。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王老说，也正是在那段最快乐的时光，他和《文汇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做记者应当有‘格’” 1946年，王火陪伴着复旦大学由重庆北碚返回上海江湾，“那时萧乾老师和赵敏恒老师对我的影响比较大。萧乾老师谈新闻写作时，认为一般的新闻随着时间的流逝，生命逐渐消失，因此写新闻应该加点‘防腐剂’，即文学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等；赵敏恒对我说，笔是记者的武器……做记者不是为了想拿钱养家糊口，是为民喉舌，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事。做记者应当有‘格’。” 在他们的影响下，科班出身的王火踌躇满志，追寻着自己的战地记者之梦。大三时，根据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要求，学生需外出实习。还是学生的王火带有实习性质兼做三家媒体的记者——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以及台湾《新生报》，他用的笔名是“王公亮”。 王火风雨兼程，专访过很多名人：比如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他还以近距离的观察，细致入微地记录了蒋家王朝的飘摇。 当然，王火所要追问的主线还是抗战人物。他是第一批报道战后审判、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首次披露了李秀英等大屠杀受害者。在《时事新报》发表特写《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记》，并披露公审冈村宁次的“游戏”；同时，他对汉奸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的丑恶嘴脸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 “那时实习是没有工资的，只有稿费。我不仅写新闻，还写些影评、书评。由于物价涨得厉害，我和其他两个朋友基本上拿到稿费就花掉。谁发稿谁请客，就吃白俄人的罗宋大餐，一菜——牛肉饼、牛排或猪排，一汤——罗宋汤里有卷心菜、牛肉末和番茄汁，吃完还能再买三张电影票。”王火回忆，“除此之外，最让我开心的是，国民党政权越来越不得民心，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则被人们广泛认可，国家有了新的出路。” 《文汇报》真有勇气 当时，国统区的新闻自由已趋向保守，“新华书店”被关，《新华日报》难觅。在复旦新闻系，学生也分成了两派，一边思想保守，支持国民党；一边思想进步，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王火属于后者，他基本上不看《中央日报》，却对《文汇报》、《大公报》这类进步报纸饶有兴趣。 1947年，王火以“公亮”为笔名，投出了所作文章《怀念陈铭枢》。最终，只有《文汇报》敢公开发表。 王火拿出1947年4月1日的《文汇报》复印件，逐字逐句地为记者分析《文汇报》的“勇气”：“你看，首先，文中描述因被监视而郁闷的陈铭枢是‘反叛人士’，这位国民党元老当年和李济深在福建另立人民革命政府；文中提到的其他人，朱蕴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都是敏感人士，公开他们的人名是个禁忌；还有，该文右侧的文章的作者是谁？毛泽东！即便在左派民主人士办的报刊里，报道毛泽东还是很罕见的。” 《怀念陈铭枢》一文的排版非常讲究，文章从版面正中央开始，向右下角一块一块地延伸，不仔细看很难看出这些豆腐块是一篇文章。王火猜测，如此排版更加体现了文汇报人的智慧。“因为过于敏感，编辑便故意分块发表，分散审查人员的注意力，既让进步文章能发表出来，又为报社减轻了压力。”他说。 不过，《文汇报》进步的风格，让国民政府非常不满，就在《怀念陈铭枢》一文发表不久，国民党迫使《文汇报》于5月24日停刊。王火为《文汇报》当时的命运打抱不平，他说：“《文汇报》不是那种对政府‘小骂大帮忙’的报纸，她讲的是真话，说的是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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