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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呈祥:我的问学之路(2)


    二 步步为营
    每日三餐都在公园职工食堂吃,早餐5分钱一个油饼、2分钱一碗棒子面粥、2分钱咸菜,午餐4两米饭2角钱一份肉片炒白菜,晚餐4两馒头一碗蛋汤,我每月工资42.5元,买25元饭菜票、5元邮票(给亲友寄信用)、余下要买书。我自嘲“营养不足空气补(每天清晨公园开门前起床沿湖跑步呼吸新鲜空气),睡眠不足水上养(每天坚持夜深人静在湖里游泳千米在水上养神半小时)。”这样整整苦干了三个多年头,终于拿出了后来于1983年由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中国文艺纪事及主要著作年表》,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资料汇总领域里的这一空白。
    
    著名电影美学家钟惦棐
    
    仲呈祥与日本著名电影演员大岛茂
    进京之后,耳目一新,眼界大开。我兴奋地带着八纸箱常用书籍,乘火车由蓉赴京。严平秘书和荒煤老师的司机小安到北京站接我,把我安排到文学所借《人民日报》的彩印车间日坛路6号一间地下室里住下,邻居便是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何西来一家。次日,荒煤老师领我拜见了主持《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项目的朱寨老师。朱寨老师是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老革命、老专家,是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的一篇关于短篇小说《班主任》的评论《从生活出发》,把名不见经传的刘心武推上了中国当代文坛的显赫地位。他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编外弟子,当即交待了两项任务:一是开了一张老所长何其芳先前给他当班主任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生班的研究生的“必读经典”书单,要我在文学所图书馆逐一借来攻读,不要忙于发表文章;二是认认真真泡在图书馆里,查阅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省级以上出版社和报刊出版发表的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历史上产生过相当影响的具有一定地位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报告文学和理论批评著作,并梳理文艺界大事,编辑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新中国文艺纪事及主要著作年表》,为进而撰写《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奠定坚实的基础。于是,谨遵师命,我起早贪黑,如饥似渴地啃书单上的必读经典;又从成都托运来辆自行车,每周安排三天骑车到图书馆,开门即入,闭馆始出,中午就吃从食堂买来带去的两个糖三角,在那里翻卡片,查书目,把《文艺报》从创刊号一直阅到新时期,省级以上的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书目和文艺期刊发表的作品都逐一检阅。为了集中精力,文学所专门在陶然亭公园租了办公房,让我随朱寨老师搬了过去。荒煤老师还再三叮嘱我要珍惜在朱寨老师身边的学习良机,说:“文学所哪个研究生有你这个条件,天天都在导师身边随时可以聆听教诲!”对我的培养,真可谓投入成本不菲。记得,为我租的那间房,日租金9元,而那时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6元,也就是说,我每天要写出1500字,方可抵消租房费。那时的我,一是三十出头,精力旺盛,二是憋足了一股万不可给识我的“伯乐”丢脸的气,每日三餐都在公园职工食堂吃,早餐5分钱一个油饼、2分钱一碗棒子面粥、2分钱咸菜,午餐4两米饭2角钱一份肉片炒白菜,晚餐4两馒头一碗蛋汤,我每月工资42.5元,买25元饭菜票、5元邮票(给亲友寄信用)、余下要买书。我自嘲“营养不足空气补(每天清晨公园开门前起床沿湖跑步呼吸新鲜空气),睡眠不足水上养(每天坚持夜深人静在湖里游泳千米在水上养神半小时)。”这样整整苦干了三个多年头,终于拿出了后来于1983年由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中国文艺纪事及主要著作年表》,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资料汇总领域里的这一空白。这是我在朱寨老师指教下迈入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步。
    
    
     
    第二步,朱老开始指导我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逐年逐月收集、通读关于重要文艺活动、事件、思潮、作品、论争的文献资料,如关于“小资产阶级可不可以当作品的主角”的讨论、“肖也牧创作倾向”的讨论、“《红楼梦》研究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等等。每一专题,文献资料浩繁,朱老都严格要求我认真阅读消化,并学会比较分析。此时,荒煤老师已回文化部复任副部长,这一重点项目全权交给了朱老。他作为主编,亲自设计了全书的章节,并分配我主要承担第一、二、四次文代会的大部分章节。每草就一章节,便呈朱老审阅,他总是把我叫到他房里,耳提面命,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并逐段作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手捧恩师的批改,领悟其间的缘由学问,我感慨万端。后来被朱老招至麾下参加这一国家重点项目的,还有湖北大学副校长范际燕教授、《文学评论》副主编蔡葵研究员。朱老很尊重每位成员的劳作,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每一章节后,特别署上了执笔者。其实,有幸参加《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撰写,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扎扎实实地完成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朱老作为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学科带头人,还一直关注着文坛的新作品、新动向,并及时发表重要评论,引领创作健康繁荣。比如,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一发表,朱老读后夜不能寐。他连夜写评论,写一张,递给住在隔壁房的我一张,他写我抄,他再改,我再抄。这篇评论后来见报,影响极大,不仅确立了《人到中年》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而且确立了谌容这位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我也在这终生难忘的抄抄腾腾中,从朱老那里学会并锻造了当代文艺评论的思维能力。我学写的稚嫩的文艺评论篇什集为《当代文学散论》,于198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与我参与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一起,先后都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著作奖”。这期间,我还出版了《创作与生活》小书,应约为《文学评论》撰写了评论刚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陈建功的小说创作的论文《他呼唤生活的强者》和为周扬主编的《新文学大系》撰写了评论另一位青年作家叶辛的三部长篇小说的论文《奋进青年的奋进之歌》。两位后来都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是我进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二步。
    第三步,由文学研究转入电影研究。为弄清“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来龙去脉,朱老带着我去访问他在延安鲁艺的学长、那场批判运动的亲历者钟惦棐先生。钟老是当年“武训历史调查”的三人小组(钟老、江青、袁水拍)的组长,其时正患肝病住在右安门的第二传染病院。我们去时,他病重,小便失禁呆坐在床上,当时并未访问成。之后,他病渐愈出院,我于是腿勤数次去西单振兴巷6号他家中求教。一往一来,钟老看上我的记忆力,戏称我为“DDK”(当时流行的录音名牌磁带)。待到1985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书稿基本完成时,钟老向他的学弟朱老提出了要我去他身边当学术助手的要求。他对朱老说:“你主持的项目基本完成,我的《电影美学》项目正急需人,你就乐于助我这个病人吧!”这样,经文学所领导同意,我便从陶然亭公园搬到了西单振兴巷6号钟老家中。钟老家共五间小房,中间两间打通做他的书房,朝里一间是老两口的卧室,朝外两小间就给我用了。他的四子一女都搬出去了,老大钟里满大学毕业后进了中央电视台,老二是后来以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成名的钟阿城,老三钟大陆搞摄影,老四钟星座后来成了“星座一人广告公司”的老板,小女钟珊珊也出嫁成家了。那时,钟老是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的首任会长,他于1956年底发表于《文艺报》的那篇评论员文章《电影的锣鼓》,虽令他罹难被错划为右派劳改了27年,但历史证明他敲响的“锣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因此赢得了中国电影界同人的尊敬与爱戴,成为了电影界的理论权威与美学大家。从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到吴天明导演的《人生》《老井》,再到吴贻弓、郑洞天、谢飞、胡炳榴、黄健中以及颜学恕、黄建新、陈凯歌、张艺谋等活跃于银幕的导演有了什么新作,都络绎不绝地到钟老家来交流、研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共同着脉搏、与人民群众解放思想潮流共同着呼吸的中国电影现实主义深化创作的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中心,实际上就在西单振兴巷6号。作为钟老的学术助手,我在这里一直呆到1987年为他老人家送终。钟老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引领我登上电影美学的殿堂。他谆谆告诫我:为学先为人,人品比学术更重要。他姓“马”,笃信马列,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才能无往不胜。他的历史观,植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从陆沉27年劳改生活中细心研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展示的历史镜鉴中铸就,因而他品味作品,历史目光极为深邃,总比我们多看几步棋。比如看晋剧《打金枝》,我看见的是皇宫院里皇家驸马公主及言家间的斗气,而钟老看见的却是一部从中唐到晚唐的形象的衰落史。他的美学观,植根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而不同”到“入世”与“出世”的统一、通民心、接地气,再到以虚代实、营造意象、追求意境,一部《金瓶梅》,在他看来是明末“市民美学的高峰”。我有幸从学于他,受益匪浅。多年的坎坷磨难,毁了他的健康。他抱病攻读经典,每有心得,便用三色笔在书上做出各种批注,要紧处,还习惯在香烟盒纸的背面用铅笔写上一段段感悟,然后将这张张写有妙语感悟的香烟盒纸片用夹子夹在书桌靠墙的一根铁丝上。待到累积了十数张,一篇相对完整的心得已成,便取下来铺陈在书桌上,把我叫过来,他一边吸着香烟,一边一张张连缀起来阐述心得体悟,命我花几天整理成文。我总是用文学研究所特制的那种留有三分之一空白的300字一页的大稿纸把整理后的文章腾出工整,呈送他审改。他总是在那三分之一的空白处用铅笔做出许多精彩的修改。我再抄,他再改,往往要反复几遍。老实说,我正是从反复琢磨理解他何以如此修改中,学习他的思想、他的学术、他的历史观和美学观的。这是我学习电影美学和电影评论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几年中,在钟老指导下,我协助他整理编辑了他的著作《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电影的锣鼓》。正如钟老在《电影的锣鼓》序中所说:“全书编务由青年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同志一竿子到底,还有上面提到的《电影策》也是如此。”我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治学成果,是后来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研究著作一等奖的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飞天”与“金鸡”的魅力》。
    第四步,转入电视艺术领域。从1985年起,我因随钟老上西郊黑山口参加过一次由当时广播电视部电视剧艺术委员会阮若琳秘书长主办的创作会议,钟老叫我代他就如何评价电视剧《走向远方》发了言,竟被阮老看中,聘我当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的评委和《中国电视》杂志执行主编,开始与电视艺术结缘。1987年3月20日,钟老不幸仙逝,中国电影界失去了领军人物。这时,新组建两年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艾知生部长找我谈话,说电视剧和电视艺术节目的影响越来越大,需要加强管理,要调我到新改名的由他亲自兼主任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工作。至九十年代初,我正式被任命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部党组领导下具体负责一年一度的“飞天奖”评选和主编《中国电视》杂志。笨鸟先飞,勤能补拙。仅每年参评“飞天奖”剧目的时长,大都近千小时甚至逾千小时。作为受命具体负责主持者,我要求自己尽量逐一认真读片,以对创作者和艺术高度尊重,评得上评不上都要对参评者说出个“子曰”。这就耗用了我的大量时间(每天看十小时,每届评奖也曾看三个多月)。我成了大约是中国电影和电视剧看得最多的人之一。或戏称:影视剧看得越多智商越低。这是我的真情实感。因为毕竟影视剧中大量属于平庸,而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最精华的成果,恐怕还是积累在图书馆里历经历史和人民检验过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里,所以,攻读经典,走近大家,自己就会逐渐智商情商一起开发,成为志在高远、情感丰富的大写的人;相反,像我这样大多光阴都与平庸的影视剧打交道,久而久之,自己也难逃平庸的结局。好在,靠着我此前从学朱老弄文学打下的文学评论功底和从学钟老弄电影耳濡目染来的电影美学素养,评奖时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时段看片,我就黎明即起,晨五点钟趁诸评委尚在梦中,便独自到宾馆大堂的沙发上,用笔记下读片体会和诸评委的高见,为后来真正治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的专家学者留下珍贵的资料,这便是在学界颇有点影响的拙著《十评“飞天奖”》和《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的由来。这一时期,我还出版了《中国电视剧研究札记》《艺苑问路》《仲呈祥影视评论二集》《大学影视》等几本小书。
    第五步,从事文联工作。历史进入21世纪。适逢中国文联换届,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接见我,要我一边继续兼任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一边调任中国文联驻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自此,我走出了单一的文艺门类领域,进入到新的面更广的涉足戏剧、音乐、美术、书法、舞蹈、杂技、曲艺、电影、电视、摄影、民间文艺各个领域的文联工作岗位,具体负责联系研究室。由于工作的磨练,我逐步成了“门门初通,样样不精”的“万金油”式的文艺干部。好在如钱钟书先生所云:“不通一艺勿谈艺”,辩证法讲究寓共性于个性,艺术总是有共性的。我先前在文学、影视领域奠定的基础,令我与各门类艺术家都找到了许多共同语言。本性难移,笔耕不辍,在此期间我着眼于打通各门类艺术,探求统管整个艺术领域的普遍规律,陆续出版了《艺苑问道》《审美之旅》《银屏之旅》等著作。
    第六步,“下岗”后的治学生活。2006年,中国文联换届,我退居二线,任全国政协委员,继续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组召集人和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受聘到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任艺术研究院院长。自此,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术轨道上全身心治学,致力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和加强文艺评论。我一边在大学里与博士生互教互学,一边致力于在前辈学者于润洋、张道一、靳尚谊、欧阳中石、杨永善先生等所努力的基础上,继续在全国政协提案,呼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将艺术学由国务院学科目录中的原一级学科升格为门类;呼吁为发挥文艺评论的引领作用,组建打通了各艺术门类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此两项攸关学术大计的呼吁,现均已成为现实。我被推选为首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李克强总理亲授聘书聘我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我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这几年,我陆续出版了《文苑问道——我与〈人民日报〉3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史》《自厚天美》等著作。
    
    仲呈祥与著名书法家李铎、京剧演员于魁智、李胜素等
    
    仲呈祥与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
    
     
    仲呈祥与著名作家王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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