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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如秋水 纯如赤金——悼念童庆炳教授


    
    这大半年老天爷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进行打击:7个月前带走了好友何西来,20天前带走了好友刘扬忠,前几日又带走了好友童庆炳。
    老童啊,半个月前我还为你的博士生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你同我谈笑风生;答辩通过后,你还把赠给学生的字装裱好,当场交到她们手里,以作永久纪念。我为你鼓掌,赞赏你对学生的一片真情。我看到学生眼里闪着泪花。现在,你却走了。
    老天啊,你为何这么蛮横,这样冷酷,而且如此不依不饶,连夺我三位好友?
    我与童庆炳教授从相识到相知,三十多年,彼此理解、信任、帮助,成为名副其实的挚友;但我们又完全是学者之间、文人之间的“君子之交”。如今社会,“酒肉朋友”多,“君子之交”少,而我们要的就是这“君子之交”,我们珍惜的就是这“君子之交”。
    说我与童先生是“君子之交”,货真价实。
    一方面,它清淡如白水——互相没有请过喝酒吃饭,走动也不多,连对方的家门都认不清楚;偶尔因事造访,一杯清茶,半日热语,离不开学术;彼此互赠礼物,没有大包小包的营养品或贵重宝物,惟有各自的著作或新发的文章而已,道一声“老童,你是专家,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或“老杜,你熟悉这个领域,挑挑毛病”。
    但是另一方面,它却真纯如赤金。童先生有什么学术会议或是新书发布、作品讨论,总是邀请我参加,我也毫无顾忌直来直去陈说鄙见。譬如那年童先生主编的一套“文体学丛书”出版,邀请我参加讨论。我发言,说论题抓得很好,很有意义,特别赞扬了其中陶东风写的那一本;但也指出几本书之间并不平衡,有的还有待深入。前几年,我们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召开关于拙著《价值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研讨会,童先生专门准备了长篇发言,侃侃而谈半个多小时,长处短处一一道明,真切中肯,使我深受感动。平时遇到什么学术上的问题,我们往往立即通过电话或“电邮”,毫无保留地交流,譬如对“审美意识形态”、对所谓文学“越界”“扩容”等等问题,就曾电话互相述说各自观点,亮出的都是赤裸裸的掏心窝子的想法,理解、赞赏,或者争论、交锋。有些观点可以达成一致,从对方获得学术知音;有些观点不一致,各自坚持意见,再进一步思考、研究。总之一句话,全为学术,不参杂学术外半点儿杂质。
    我的有些著作,有时也请童先生作序,如我的学术讲演集《文学会消亡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我向他一提,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洋洋洒洒,条分缕析,肺腑之言,和盘托出。但是这种学术著作不赚钱,虽然此书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出版社却没有给作者一分稿费。童先生听说之后,笑笑:“现在的学术生态就是如此,学者要学会过清苦生活。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苦的,而学者尤其苦。”童先生作序,费神费力,坚决不要任何报酬。
    我与童先生常常是在各种会议上或是学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相见。前些年我没有退休的时候,会上见面的机会多,相对直呼其姓,前面加一个“老”字:“老童!”“老杜!”十分亲切。会议晚间,房间里交谈,不计时间,痛说学术上的“家长里短”,十分惬意。这几年,我虽然参加的会议不多,但偶尔有会,也保留前些年的“老传统”。就在童先生去世前整整两个月,即4月14日,我俩应邀到清华大学参加第三届“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颁奖大会,同车一路。见他脸面浮肿,我嘱咐他保重身体。他说:“我们这把年纪了,总有那么一天。但是,我总想,死也要在讲堂上,那是最好的去处。”对童先生来说,一辈子教书,讲堂是神圣的。有次他告诉我,给学生上课,是他的节日。他讲课总要穿得整整齐齐,甚至打上领带。我问他最近做些什么?他浮肿的脸上泛起笑容,兴高采烈向我报告他今年的“大丰收”:除编好了十卷“文集”马上出版之外,还有四本书也要印行。我向他祝贺。他说:“后面的时间,我要搞创作。”我知道他出版过长篇小说和散文集,便说:“又要写长篇?”他立即摆手:“不不,这次搞的是‘穿越’性的儿童文学,也可以拍成电视。我的设想是:一个现在的孩子,‘穿越’回上个世纪50年代,做齐白石的徒弟,成为国画高手,发生了各种有趣的故事……为此,我专门研究了齐白石,还写了一篇长长的学术论文发表。”我刚想问他关于齐白石的论文发表在哪里,他不容我插嘴,自顾自,忙着继续说他的话题:“你看,英国的《哈利·波特》红遍全球,每年光从中国就拿走两个亿,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可以做……”童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天真得像个孩子。直至车到了清华大学主楼,他还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之中。
    这几年与童先生见面最多的,是在学生答辩的时候。连续数年,童先生的一二十位博士生毕业,我总是答辩委员会的“常委”,而且都受命当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要求非常严格。大概是三年前,也是我主持答辩,有三位学生,其中一位的论文大家提了一些比较厉害的意见。我说,论文答辩可以通过,但是请下去以后认真做一次修改。童先生作为导师说话了:“我建议你们这次不要通过,让他一年后再来答辩。”在童先生的坚持下,果然让这位学生拖了一年——一年后,这位学生是作为优秀论文通过答辩的。
    今年初夏,离学生答辩还有一个月,童先生就早早委托赵勇给我打电话,约定学生答辩时间为5月30日下午3时。我满口答应。5月26日,我给他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我肯定准时出席答辩会,并顺便把一篇小文发给他:
    老童,你好!
    夏天来了,身体好吗?天热,保重!你的学生答辩,我随叫随到,你放心就是。
    《随笔》今年第3期发了我的一篇小文《祭家父杜子孚烈士文》,发去一阅!
    杜书瀛
    两小时后童先生立即回复:
    书瀛:
    读了你的文章,深为你有这样英烈的父亲感到骄傲。我读了也感动。我也是烈属家庭,我的伯父是红军侦察员,长征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今年秋天我要回老家为他扫墓。
    今年博士论文答辩两人,都要请你当答辩委员会主席,又要麻烦你了。5月30日下午3点见。
    祝好!
    童庆炳
    5月30日下午我们如期相见。看见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我很高兴,直夸他“身体恢复得真好”。
    他得心脏病抢救过来之后这两年,我们见面时,总觉他脸有些浮肿,精力也不济,去年学生答辩时,他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半年前我去八宝山参加何西来遗体告别,童先生也挣扎着去了,总觉他体力有些不支,显得很疲惫,我在长椅上找个空位子让他坐下歇息片刻。两个月前那次清华开会,虽然他兴致勃勃“痛说”愿景,但他的脸明显浮肿得厉害,心中暗暗为他的身体担心。然而5月30日这次学生答辩,忽然见他似乎恢复了几年前没病时的老样子,脸不肿了,说话语速快了许多,腿脚好像也有力气了。晚饭时,他话很多,讲了许多有趣的事:从数年前在新加坡讲学、在韩国讲学的经历,到他的老师刘盼遂的学术功力;从指导莫言写毕业论文,到今后的学术活动打算……语速虽不是那么快,但也算得上滔滔不绝。直到晚上8点才散席。他拉着我的手一起走出饭店,并且亲自送我上了出租车。临别前,他说:“明年还有两个学生毕业——是最后的博士生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你们山东老乡,济宁人,素质好,潜力大,我已经同学校沟通,毕业后把他留下来。明年你一定要来给他答辩啊!”我说:“没有问题。”他向我招了招手:“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言之凿凿,情之切切。话犹在耳,人却没了。
    谁能想到,这次相会竟成永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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