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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王运熙、顾易生二先生(2)


    术业精深又广博共掌文学批评史
    两位先生经历很不相同,学术风格也不一样。王先生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不久后写出《六朝乐府与民歌》,深受学界赞赏。其后,他一直在古典文学领域精耕细作,成就颇丰。他对原著及其时代文风有着准确的认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论述古代文学问题,60年间著述至今依然立得住。
    顾先生出生于“有根柢”之家,其家谱明确记载源自唐代诗人顾况。顾先生家里生活优裕,其父是具有新思想的银行家。顾先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西学中学皆不偏废。他汪洋恣肆,才气横溢,所做研究往往独出胜意。如他论述“大音希声”,论韩愈、苏轼,论阿斗,都能成一家之言,让人耳目一新。顾先生可谓“通老庄,擅魏晋风度”,他善存,也不对别人构成任何妨碍,埋首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中,“通脱放达,不粘不滞,自由无碍”,令人敬佩。
    以二人为人、为文的风格而言,王先生近孔孟,顾先生近老庄;以二人学术研究的特色而言,王先生专注精深,顾先生渊博通达。顾先生甘于配合王先生,他们二人精诚合作,才有了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这块“真金招牌”。复旦大学成为我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重要堡垒,前面靠的是郭绍虞先生和朱东润先生,后面的标志性人物就是王运熙先生和顾易生先生。他们之间缺一人,复旦大学都不可能在文学批评史方面获得如此的成就。
    我毕业后流落辗转几处,无所建树,是有愧于先生的。以往每年我都会给先生们寄去贺年卡,并会收到先生的回信,望着那娟秀而工整的字体,读着那诚恳亲切的话语,总觉着很美好,很温暖。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