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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化梦想(3)


    (三)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开始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当时,各路文化大军“大会合”,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价值观念都多少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于是毛泽东决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参加社会运动和实践,还对他认为的消极事件和人物进行批评与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虽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时社会上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文化思潮,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
    值得抒写一笔的是,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为中国戏曲研究院作过“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年,面对历史研究工作问题,他又提出“百家争鸣”。之后的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以朴素而平实的语言告诉全党同志:
    现在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指导方针被提出,令全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心潮澎湃,激情涌动。
    “双百方针”下的文学艺术创作一时异彩纷呈,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老作家们如沈从文、穆旦、周作人等纷纷重新操笔。更有一大批以革命现实主义为表现形式的优秀小说涌现。如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等。无论是《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还是《红旗谱》里的朱老忠以及《红岩》中那些在特殊环境下进行特殊斗争的英雄,都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熠熠的典型形象。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十几年间,整个国家从上至下都笼罩在一种激昂、兴奋,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文化艺术氛围之中。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毛泽东的文化理想主义追求有着直接关系。
    任何时代的文化,总是带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痕迹,这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批经典作品,同样携带着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在毛泽东“双百方针”影响下所产生的一大批文学艺术作品,字里行间所呈现的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历史应当给予它们必须的肯定和敬意,更何况其中有许多作品至今我们读来依然可以从中吸收丰富的艺术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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