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胡愈之为何会“互致”悼念？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8:11:00 《人民政协报》 杨建民 参加讨论
茅盾与胡愈之，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位有影响的文化人。在从事的文化工作中，他们虽一侧重文学创作，文艺批评；一侧重多学科（思想、语言、文化……）探讨建设，国际问题研究，但由于多年同事，向往进步理想接近，故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也正因如此，他们就有了能够“互致”悼念这样有些离奇却恰恰可以表现情谊的举止。 1940年，胡愈之撤离桂林到达香港。随后按周恩来指示，赴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他与郁达夫、沈兹九等人一起，创办报刊，在群众中进行抗战宣传。茅盾在国内，也经历了新疆、延安、香港、桂林、重庆……一路奔波，几经风险。然而，就在行走的路途中，茅盾得到了胡愈之病故的消息。 那是1945年的5月份，茅盾一行人从香港脱险。走东江，过衡阳，到达桂林。一路的同伴中，就有胡愈之的二弟胡仲持。当时信息渠道不畅，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曾一度见到胡愈之遭遇不幸的消息。后来有可靠消息传来，知道胡愈之一行人尚健在，大家不由松了一口气。但到了5月，似乎确切的消息传来——“胡愈之病故”。此时的茅盾感到：“我们的震动实在难于想象！” 很快，茅盾便写出了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不可补救的损失》。他在文章中说：“中国文化界又丧失了一位卓越的战士，中国民主运动丧失了一位领导者，这损失太严重了！”几天后，茅盾有了一点时间，他又较为从容地为老友写一悼念文字：《悼念胡愈之兄》。悼文中，茅盾回顾了他们两位在商务印书馆的印象及认识经历，对胡愈之的工作能力，予以了充分肯定。对他的为人，茅盾评说：“他供献他的经验和智慧，代人设计，代人拉稿，甚至还代人调解人事纠纷；他任劳任怨，不为名，不为利，白赔上精神和时间，以此为乐。”从更广大意义去观察：“他在文化出版界二十年，始终没有独树一帜或组织小集团的不光明正大的企图，的确是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以民族文化的利益为大前提的。” 作为友人的茅盾：“愈之兄的噩耗，来得如此突兀，我不愿信，但又不能不信……这一下打击太厉害了，对于文化界，对于日益开展的民主运动。”从现实情境考虑：“现在这一时代，诱惑比以前强得多，欺骗也比以前巧妙得多了，通过这一切考验而能卓然独立不屈，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魄力！我每每觉得像愈之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极大的一股感召力——给年轻一代以鼓励，以勇气，以楷模。”“……我们后死者——你的战友以及未来的年轻的战友，将以继续你的事业和学习你的为学为人，来永久永久纪念你！” 这篇情深谊长的悼念文章，发表在1945年7月1日的《中学生》杂志上。它与前一篇《不可补救的损失》，一齐收入良友版的《时间的记录》集子中。然而，这一切后来知道是误传，胡愈之并没有病逝，所以茅盾在此书后来的“后记之后记”中说：本篇（《不可补救的损失》）与《悼念胡愈之兄》“是讹传愈之不幸时写的，现在既知愈之兄庆幸健在，自当删去。”消息虽属讹传，可文章的情感，却是真挚、深厚的。 1949年后，茅盾和胡愈之都在文化出版界任职。虽然政治运动不断，可他们的友谊是长期结成的，所以应该牢固，不动摇。1981年3月，茅盾因病逝世。这一次，轮到老友胡愈之来表达悼念了：“茅盾同志不幸离开我们了。”胡愈之首先对茅盾的文学成绩进行充分肯定：“他给我们留下了辉煌不朽的著作，有小说，有诗，有戏剧，有译文，有文艺评论，也有政论。……从第一部创作《蚀》起，到后来比较成熟的作品《虹》、《春蚕》、《创造》、《陀螺》、《林家铺子》、《子夜》、《腐蚀》……都反映了每一阶段的革命生活，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在现在中国作家中是少见的。” 胡愈之的这篇悼文，侧重对茅盾文学成绩的肯定。当然，对青年时期茅盾精神追求的辩白，在当时也是试图恢复作为作家价值的努力。虽然胡愈之、茅盾两人后来均担任了各种重要职务，可他们的精神底色，还应当称文化人才是。这大约也是胡愈之特地为当时茅盾作辩白的意味所在。 与茅盾当年“悼念”胡愈之相较，胡愈之文章的个人情感流露有限，这应当与年龄，情绪相关。他们两人同岁，茅盾当年撰文，尚四十来岁，虽在战乱，可对友朋早逝，毕竟有许多情绪冲击，写出文章，自然多有流露表达；比较历练世事已久，耄耋高龄后的胡愈之情境，当然不尽相同。可是，这两位文化人，在互致的悼念中，富含人情，人生况味，读来让人对世间情物，有所感悟，这是人们读这几篇悼文后应有的体会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