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高莽先生(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2:11:00 文艺报 刘文飞 参加讨论
第一次去先生位于北京城东南部农光里的“新家”是在10年前。当时我父亲在京突然去世，我想请高莽先生为父亲画一张速写，用来制作以父亲名义设立的助学金证书，先生满口答应。一周后，他来电话让我去他家取画。在把他画的我父亲的速写递给我时，他一改惯常的含笑神情，很严肃地说了一句：“我只能画到这种程度了。”过了片刻他又说了一句：“我和你父亲这一代人都很不容易啊。”道别时，他坚持要送我们到电梯口。电梯的门咔嚓一响合上了，就像是相机的快门，把先生的形象印在我记忆的胶片上：他脚穿拖鞋，身着花格衬衣，脖子上挂着老花镜，举起的右手许久没有放下。 第一次面见先生则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记得还是在建内大街五号院的四号楼，《世界文学》编辑部所在的房间很宽敞，却很昏暗，一位老师把我介绍给他，说我也喜欢翻译俄苏诗歌。当时还很青春的先生从书桌后抬起头，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接连抛来一连串问题，诸如“你最喜欢哪位俄苏诗人？”“你译过哪些俄苏诗人？”“你在哪里学的俄语？”等等。从此，他就成了我的“编外导师”。我一有机会就到他那里坐坐，请教各种问题。在外文所从四号楼搬到新建成的社科院大楼11层时，先生好像已经担任了《世界文学》副主编。一天在走廊相遇，他把我领进他的格子间办公室，拿出他新出的《苏联当代诗选》，想了片刻，然后题了一行字：“文飞兄向你讨教。”我一看大惊失色，既激动又窘迫，激动是因为得到了先生亲笔题字的赠书，窘迫是因为那个扎眼的“兄”字。看出我的窘迫，先生拍拍我的肩膀，有意又重复了一遍：“老兄多指教啊！”谐谑中却充满温情和厚爱。在他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期间，我有幸多次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译文，其中包括《三诗人书简》，在翻译过程中有幸得到先生的诸多指教。一次，在外文所会议室开会，高莽先生坐在我的左侧，他突然从所里发的工作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画起画来，几分钟之后，他递来他的画——居然画的是我。我正要接过画，他却又拿回去，在速写的一侧写上一行字：“不像的刘文飞。”先生给外文所的许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都画过像，如今，这些画像全都变成了先生留给我们的深情厚谊，也变成了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记忆在倒叙，转眼之间，结识先生已是35年前的往事，可记忆中的先生在35年间似乎没有任何改变，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良和宽厚，始终如一的勤奋和执著，永远年轻的微笑和热情。 一位老人在91岁时离去，是寿终正寝的；而一位大文人的离去，却总是让我们猝不及防。高莽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这不仅是就他精通中俄两种语言以及他在两种语言间精确自如的切换而言，而且还在于他对译者身份的多种意义的添加：他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他同时也将艺术天赋投向他钟爱的翻译事业，我们发现，他的画作绝大多数是与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相关的，他笔下的外国作家肖像栩栩如生，是他用绘画的语言、艺术的语言对外国文学进行的另一种翻译和阐释；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散文和随笔深受读者喜爱，我们发现，他的散文作品集如《久违了，莫斯科！》《枯立木》《圣山行》《俄罗斯美术随笔》等，其主题大多是与俄国文学和艺术相关的，可以说是他对俄罗斯文化的“宏观翻译”；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编辑可说是他一生的主要职业，他长期在《世界文学》这一中国最权威的外国文学译介刊物任职，在他任主编时，《世界文学》恰逢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开放期，杂志办得风生水起，影响极大，经他之手编发的翻译佳作、由他培养提携起来的翻译人才均为数甚多；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交流使者，他曾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担任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翻译，他接待过的世界各国文学文化人士数以百计，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他的好友，也成了他的翻译对象，他的翻译因此往往成为“直接的握手”。高莽先生将他的这些多重身份都熔铸进翻译家的职业，又让他的翻译精神漫溢开去，涌向不同的文化领域。同时拥有这多样品质、多重身份的一位翻译家，只能用“伟大”来形容了。 伟大的翻译家高莽先生不朽！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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