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深度面临消解的今天,战争这样的宏大题材无疑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既为历史讲述、历史表达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也让文学重新介入历史现实,重拾广度与深度 战争留给人类的记忆是痛苦的,又是深刻的。这记忆需要铭记,更需要反思,而文学无疑是铭记与反思战争的重要载体。近两年当代文坛接连出现了好几部长篇巨著都是关于战争的书写,将这些作品放置在一起比较阅读,饶有意味。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对我们今天理解战争书写的意义及可能性颇有启示。 其一,战争书写不约而同地从正面描写战场转向对战争中人与情的描摹。范稳的《吾血吾土》书写一位老兵70年的命运流离;严歌苓的《芳华》中战争像影子一样存在,于无声无息中改变许多人的命运;郑洪的《南京不哭》,正如作者所言,“很多人知道我的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心里就浮起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事实上贯彻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张翎的《劳燕》打捞起的是二战中一个女性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范稳的《重庆之眼》也通过爱情叙事把重庆大轰炸与对日索赔等情节进行了巧妙关联。 从“情”的角度切入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文学优势的体现。情感越是真实,历史的苦难越是悲痛;人生越是有情,战争的无情就越显可悲。战争年代无论是战友情、爱情、亲情还是普通人之间的感情,都弥足珍贵,而反观非战争年代的人情冷淡,叙述张力也就显现出来。只是,面对民族灾难,这种情感书写极易成为一种无节制喷涌,控诉过多,甚至流于表面说教。这里需要处理的是作者的发声问题,作者的发声不能僭越作品中人物的自然流露,也不能代替读者的由衷体悟,战争书写越是真实越是急切的时候,越需要作者慢下来,给人物行动一点时间,给场景铺陈一点时间,给读者的情感发展一点时间。 其二,战争书写投向历史的眼光不避现实的情境,串起历史与现实的往往是对人性的反思。罗伟章的《太阳底下》围绕着“重庆大轰炸”,重点写的却是二战史专家黄晓洋对曾祖母死因之谜的探究,以及这场漫长的探究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揭示了战争刻写在人们心上的秘密之深之重。《劳燕》中,现实不会因历史而改变前行的轨迹,战争结束,生活依旧前行,只是这现实生活的惊心动魄让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都感到震动。此外,如叶炜讲述鲁南抗日根据地革命历史的《福地》、常芳的《第五战区》和赵本夫的《天漏邑》,也都在血与火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了复杂人性的探索。 人性是文学作品始终在探讨的一个主题,而战争环境的极端性容易让人性恶的一面暴露出来,更能凸显人性闪光之处的可贵,由此不难理解作家们为什么抱着战争这块人性的试金石不放。而且,对人性的反思成为写作时往返历史与现实的有效手段,保证了一种延续性和审视性的历史眼光。但需要避免的是为写人性而写人性,别让人性探索止步于阅读的快感,也别让人性书写沦为迎合猎奇心的一个伎俩。 其三,当下的战争书写,纪实与虚构暧昧含混,互相交织,持续逼问着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问题。很多作家以真实为追求,如《南京不哭》就是亲历者的历史见证,而更多的作品试图通过一手史料的介入来增强真实感,如《吾血吾土》实地采访了20余位抗战老兵,《第五战区》建立在作家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劳燕》中插入大量的文献档案,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都存在着想象基础上的对史实的加工,都是作家建构的独一无二的战争时空。很明显的,既不违背基本史学常识,又能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表现出来,已经成为决定战争书写成败的生死线。 世界文坛上有一股战争书写的力量提倡“战壕派”真实,认为只有亲历战争才有资格书写战争,作品来自于战壕。实际上,绝对真实不可能完全实现,叙述本身就是一种介入,面对战争这同一个底本,不同的叙述者会有不同的述本。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是当代叙事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文学发展到今天,不应简单地将虚构等同于作为叙事范畴或体裁的“虚构作品”,它其实是一种在许多非虚构叙事作品中也较常见的写作策略。战争书写的这一区分更为重要,因为在不背离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正是虚构实现升华,让文本更具震慑心灵的力量。 当下,受消费主义、娱乐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诸方面的影响,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正面临被削平深度的危险,在此背景下,战争这样的宏大题材无疑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既为历史讲述、历史表达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也让文学重新介入历史现实,重拾广度与深度。上述这些战争书写文本在人与情、人性与现实、纪实与虚构方向上的努力,正是路径探索的表现。当然,它们同时也面临着如何选择更恰当的切口、合理裁切史实、把握叙事节奏、适度控制情感的问题。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重写民族苦难史,对激发民族情感、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战争书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需要拿出文学的“硬本领”来,拿出真正有深度的禁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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