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一代”的文学批评具有在场性、跨界性、可读性等全新特征,其问题意识是与“独生子女”之“情感结构”无法分割的。在媒介转型的语境内,当代文学批评的种种分歧已是常识,更有必要讨论的是,如何生成文学批评的共识?从广度上说,是要创造具有整合性与建构性的理论概念,打破文坛的界限,融合不同细分场域,最大程度地寻找通约性;而从深度上说,当代文学批评切不可自居前沿,而丧失历史纵深感。我们仍需将作家、作品乃至文学现象、文艺思潮锚定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尤其是文化语境。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入地理解其发生现场,进而提升文本细读的有效性与公共性。 网络时代的文学批评正以何种形式存在?这首先是一个关于“媒介”的问题。对“网络一代”来说,文学批评对纸媒的依赖度越来越弱,相反,他们更愿意通过新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网络空间内成长为具有社群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在媒介转型的语境内,我们应该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新形态有所重视,这种新形态体现为由青年学院派研究者主导的微信公众号,如“媒后台”(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同代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等。 正如“同代人”的自我命名所暗示的,青年批评者不是向真空发声。他们之所以勇敢发声,是为了获得某种回响,进而在相近趣味的驱力下,完成情感结盟。可以说,“代际”的意义正在于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因此,重要的不是如何断代,而是把“代际”放置于当代历史变革之中,也只有如此,“代际”才有意义。我个人对“70后”、“80后”抑或“90后”的断代方式持保留意见,因为以10年为单位恐怕是太过整饬的数理逻辑,这种命名方式显然忽略了“代际”形成的具体文化语境。对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而言,更有效的命名方式是“独生子女”;对于198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而言,更有效的命名方式则是“互联网”;而对于199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而言,更有效的命名方式可能是“新媒体”(移动互联网)。当我们使用“代际”时,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这也就是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情感结构”:文艺形式是历史的镜子,它是一代人内心情感的历史接合,甚至可以说,任何创作者无法超越“代际”,也包括批评者。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尤其是“微信”)成为当代人沟通交流的主要媒介,而微信公众平台也成为新一代文学批评者的主要发声阵地。当然,其内部也呈现出一定差异。从功能上看,公众号“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更近于媒介引渡,将传统期刊体制下的学术论文转移到微信平台上,提高青年学者文学批评的受众影响力,选文篇幅通常较长,首发平台是纸媒;而公众号“媒后台”与“同代人”则将移动互联网作为首发平台,因而更具网络原生性。但从整体上看,以上三个微信公众号依然呈现出“新媒体一代”之文学批评的诸多共性: 其一,“新媒体一代”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是在场性。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场”特指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场”,其基本症候已与从前大不相同。因此,我更愿意使用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来进行解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场域”以市场为纽带,将其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结起来,充满了生产与流通的动态过程,并且具有资本形态。那么,我们也就有必要重新理解“当代文学”的现时版图:它不再是“纯文学”铁板一块,而是纯文学、类型文学(青春、推理、科幻等)与网络文学三足鼎立。因此,青年批评者所在之“场”也就更加细化,正如公众号“媒后台”侧重网络文学与“二次元文化”,“同代人”则侧重传统期刊体制下的纯文学。 其二,“新媒体一代”文学批评的观察视野是跨界性。这里的“界”有以下两层意思。一方面是跨越学科边界。也就是说,跨学科视野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基本使命,因为只有如此,学院知识分子才能突破自身专业局限,并将学科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这种跨学科视野意味着对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媒介形态一视同仁,能将文学问题“带出去”,也能将社会议题“返回来”,让文学成为真正的人文学,贺桂梅称之为“人文学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跨越媒介边界,这涉及到我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重新定义文学。比如在面对“网络文学”这一概念时,我们不能天然地认为它就是类型化的。类型的确是网络文学的主流,但“网络文学”的重点仍在“网络”,“网络文学”依然葆有接近纯文学趣味的小众社群,例如豆瓣阅读这样依托于文青趣味网站的网络平台。相应地,批评者的首发平台也正在向网络转移,如果想获得更大的反响,就不能是传统纸媒期刊上自说自话,而是更加生动活泼地参与到网络批评社群的构建中,同时保持“直言”与“直面”的精神。 其三,“新媒体一代”文学批评的优劣标准是可读性。公众号“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践行着某种网络引渡的功能:将文学批评放置于新媒体平台,接受更广泛受众的评价与讨论。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可供传播的网络文本,其“阅读量”本身就是评判批评质量的数据指标。可以说,互联网时代所遵循的基本精神就是“连接”与“分享”。对“新媒体一代”而言,文学批评是建立情感连接、进而形成情感共同体的重要途径,这也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再部落化”。那么,在新媒体语境中,什么是好的文学批评?我想,标准之一就是值不值得被“分享”。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一代”的文学批评具有很强的读者意识,正是新媒体语境强化了其对可读性的追求。这也就是杰弗里·哈特曼所说的“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的真正意义:文学批评的本质是一种虚构,它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方式,它必须感动人心。 其四,“新媒体一代”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源自“独生子女”的“情感结构”。2015年,随着“二胎政策”的出台,“独生子女”正式成为空前且绝后的历史现象。在“代际”的意义上,他们已经终结。因此,讨论其代际立场与问题意识也就更有必要。在他们孤独的成长环境中,“原子化”的孤独生存是其认知社会的情感模型,而文学的意义也集中体现为疗愈孤独。这样,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自我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自然成为了题中之义。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二次元”宅文化(包括ACG,即动画、漫画、电子游戏)的兴起。“二次元”宅文化影响了“90后”的批评观念,正如“弹幕”、“吐槽”等形态所揭示的,“90后”文学批评更加“微”化,呈现为断片式的反讽,且生成了新一代的批评话语,比如用来形容悲伤痛苦的“虐”、用来形容振奋热血的“燃”以及用来形容激发快感的“萌”等等。 综上所述,“新媒体一代”的文学批评具有在场性、跨界性、可读性等全新特征,其问题意识是与“独生子女”之“情感结构”无法分割的。在媒介转型的语境内,当代文学批评的种种分歧已是常识,更有必要讨论的是,如何生成文学批评的共识?从广度上说,是要创造具有整合性与建构性的理论概念,打破文坛的界限,融合不同细分场域,最大程度地寻找通约性;而从深度上说,当代文学批评切不可自居前沿,而丧失历史纵深感,我们仍需将作家、作品乃至文学现象、文艺思潮锚定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尤其是文化语境。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入地理解其发生现场,进而提升文本细读的有效性与公共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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