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艺术与文学批评”,这个论题包含着某种“内省”。从写作学的角度去审视文学批评,这种文体在今天出现哪些问题,在“自我判断”上存在什么含糊之处,是值得厘清的。 “写作艺术与文学批评”,这个论题包含着某种“内省”。从写作学的角度去审视文学批评,这种文体在今天出现哪些问题,在“自我判断”上存在什么含糊之处,是值得厘清的。有的问题我本人也不甚明白,在此提出来。 产生的第一个质疑就是: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包括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是什么? 吴亮在本次论题确定之后,又很费苦心地把几个子题抛出来供大家参考,说文学批评不是“学科”,不是文学研究,不是“做课题”。那么,文学批评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批评”?我们谈文学批评的时候,往往是从批评与批评对象的关系中考虑问题,而往往将“批评”这一概念本身忽视了,有时与其他概念混淆了。譬如“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有时候我们叫“文学评论”,有时候也叫“文学批评”,有时候叫“评论家”,有时候叫“批评家”,评论和批评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文学批评的写作与那种论文式的写作,还有那种文学欣赏的写作、文学课题式的写作,现在往往是混搭在一起。包括一些刊物上,以“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命名的栏目,其实有些文章不算是“文学批评”。批评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后来被泛化了,但是它的内质还是有的,一说到批评,至少会觉得那是个充满个性的东西,或者是有否定感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叫文学表扬,为什么不叫文学科研而叫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一定从整体上或者是从骨子里面要有否定感,甚至是否定感达到一定程度,以极端的方式具备一些攻击性,当然这些攻击性不是人身攻击。另外,批评立场比较新锐、话语比较新鲜等等,这都是我认为的文学批评的东西。但是我看到好多发表的文学批评,它们不是这样的,不能算严格的文学批评,好多的文学批评家,细想一下,他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文章吗?没有,所以这种文学批评或者是文学批评的身份,要打一个问号。 说到那种否定性的气质,讲到钱锺书的文学批评,以《宋诗选注》为例,自有道理。想起几年前,我看到了韩石山一篇文章里写钱锺书,使用了一个歇后语,说钱锺书赞人——不可当真。钱锺书的一些批评文字里,面对当代的一些作品和写作者,不是批评的东西太多,而是夸赞的东西太多,有时候夸赞得简直离谱。本来写得挺差,但是他特别用那种大词赞美,难道这也是一种批评? 第二个质疑:批评是一种“翻译”还是一种“变异”? 我们看到很多的文章,包括批评性的或者是非批评性的,说白了,仅仅是对作品的翻译,这个作品翻译还不是外文的翻译,是用中文翻译中文,把原来的东西重新再挪用一下,综述一下,这就是批评。我记得罗兰·巴特说,批评不是“翻译”,而是一种“变异”。他使用了一个词叫“变异影像”。批评是第二种语言对第一种语言的运行。作品是第一种语言,或者说一个作家使用的是第一种语言,而批评使用的是第二种语言,第二种语言对第一种语言的运行过程当中“输送历史资料”,对作品因素进行“重新的分配”。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批评,你究竟对作品因素重新分配了没有,分配了多少。我们文章里面综述性的东西太多,引用别人的东西太多,水分太大,缺乏第二种语言对第一种语言的运行,缺乏语言对语言的较量。 第三个质疑:批评的危机在哪里? 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宏大,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我们现在讲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市场,思想和批评也需要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话语自由竞争的。我们现在有没有话语自由竞争的市场?如果没有,我们谈批评就会受限,就会觉得不安全。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比较流行几种写作语言的串行,包括诗人、作家自己写批评文字,发表“说说”。他们好多批评的文字也写得非常不错。比如说看李洱评吴亮小说《朝霞》的那篇批评,里面有真知灼见,比如说他谈到“可感”,细节的“可感性”不一定指的是细节的“可视性”,我们往往将“可感性”仅仅当成“可视性”,那么,人物的心理、意识、思想,精神深处的那种运动,包括知识的运动,算不算小说的细节,可不可以写?今年第6期《上海文化》上,有一篇弋舟写双雪涛小说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文体性很强的东西。作家写批评,看上去都不是问题,有时甚至比批评家写得更好。问题是,罗兰·巴特说一个作家的语言到处流通,书写被书写者从反面来理解,这里面消解的只有作家和诗人本身,结果就不存在所谓的作家也不存在所谓的诗人,只有书写者。这是批评危机之一种。罗兰·巴特此话就说得很深奥,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 另外以现在的状况来看,自媒体时代的读者,也导致某种批评的危机。我们知道批评家是一个会写作的读者,但是现在好多读者,他们自己看了东西也可以在网络上随便“说说”了,尽管他们写得不是那么的专业,但有时也算一种批评。他们分解了批评家的某种职能,反而让职业的批评变得小众化了。 第四个质疑:文学批评的文章学价值体现在哪里? 文学性当然不用说了,好的批评肯定是有文学性,或者它就是文学,可是文章学,我们古代有那么发达的文章学、文体学,它们到哪里去了,它们能否为今天的写作提供有力的借鉴?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很少触及,但它是值得注意的。我本人涉猎不多,也需要补课。 古人讲文原、文道、文德、文用、文质、文法、文气,每个方面我觉得都有很好的批评资源。先人怎么说、孔子怎么说、庄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我们都熟知一二。古代有专门谈文学批评的文章。《知音》里面对批评提出六点,第一是观位体,第二是观置词,第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并且刘勰很自负地说,这种方法一旦施行,诗文的优劣,立马就显现。同时他也强调阅历对于批评家的重要性,见识广博,鉴赏力自然提高,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而不能“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东向而望,不见西墙”。这些观点对于今天从事文学批评仍然有启发意义,不过他谈的话题,似乎也可以进一步借题发挥。要求批评家越来越广泛,再怎么广泛,一个批评家的阅读边界也是有限的,再秉持公心,一个批评家也有自己独特的口味。我们不怕口味上的选择,往往最怕的是貌似公平的姿态做面面俱到的无效评说。从某种角度看,文学批评之所以不同于文学研究的地方,恰好在于它不是面面俱到,批评方法反对面面俱到,而是追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杂文感觉。东墙而望,未必不知道西墙长什么样子,而是东墙此时有他用心、用力的东西。 在这方面,中国的诗话,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批评的很好的范例。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包括后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很难说它们有什么严密体系,大都“各执一隅之解”,作随感断见、片言只语式的评解,加以记闻之学,加以顿悟、感发,即成精彩诗话。这么说,并不是要我们写文章写成那种结构,而是在批评方法和话语方式上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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