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70118090800037793979817718.png) 把赵树理与葛水平放在一起来谈论,有什么“意思”吗?有。 赵树理与葛水平都在山西沁水河边长大、走出来的作家;两人都曾是山西农村最底层的“土娃子”;他们的作品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散发着浓郁的“山药蛋”气息。这样一种气息,是从骨子里发散出来的,因为他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沁河的水……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两位属于不同时代的山西作家?因为刚刚到赵树理和葛水平的家乡——沁水县的历山脚下参加了葛水平一部新著《河水带走两岸》的讨论会。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赵树理,也不自主地把两位作家“链接”起来思考一些问题。 葛水平刚刚当选为山西省新一届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某个场合,省作协一位领导半开玩笑地对葛水平说:“我们选你当了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为什么你在会议名册上不明确注明?我很生气……”葛水平笑而不答。我则打圆场说:“站在葛水平的角度,我理解她的‘低调’。” 如果把这种“低调”与赵树理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或许这“低调”内还含有一种难得的对自我认知的“警醒”。在葛水平的这部新著里,有一篇是专门写赵树理的,她从赵树理这位同乡、前辈作家的悲凉命运中获得一种“前车之鉴”的警示,是必然的。 赵树理在他那个时代,曾经达到辉煌的巅峰。那样一种知名度和影响力,大概今天能与之比肩的作家也不多。赵树理因小说《小二黑结婚》而一举成名,正如到边区访问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等所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这位从小能够熟背《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怪书的“神童”,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和文学才华,他用农民式的幽默,土得掉渣的乡村俚语,颠覆了那些常见的陈腐而又沉闷的食“洋”不化的书面语言,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全会上,他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50年代后,他写了大量图解政治概念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因诡异莫测的政治运动,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等帽子,被拉到全省各处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从三层高桌上摔下来,跌断了髋骨,不久便于1966年9月在极度痛苦中告别人世,他留给子女的最后一句话是:“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吧。”在那个荒诞的年代,文学才华造就了他,文学才华也毁灭了他。 如果有所谓“捧杀”和“棒杀”一说,那么赵树理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不仅仅是赵树理,从其他一些作家的命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文艺批评或文艺批判,只有在有强权介入时,才会产生“捧杀”或“棒杀”的恶果。 同比赵树理,葛水平的名气当然远未达到这个时代的巅峰。时代环境大不同,靠文学暴得大名、一夜走红的难度大大增加。但葛水平以她一系列作品所表现出的实力,已经让文学界不敢等闲视之。2003年,她以中篇小说《甩鞭》、《喊山》等让主流文坛为之惊诧,此后便连续性地有中篇、长篇、散文集问世。她的作品的写作路数,显然与赵树理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作品中都散发着“山药蛋”特有的泥土气息。 说赵树理是一位“速朽”的作家,可能太残酷了,很多人接受不了。但赵树理的那些作品,与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一样,除了具有在文学史上录以备存的价值,今天还有几个人会读那样的东西呢!因此,与赵树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在生命终结后,最可怕的是他们的作品也随之归入尘土。对于一位有着难得文学天赋的作家,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呢? 评论界很多人,把葛水平视作“山药蛋派”的传人。短暂的名声常常如同泡沫转瞬即逝,一个作家能走多远,完全要靠作品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保持创作者独立思考的立场和作品文学品质的纯粹性,大概是作品获得持久活力的最重要的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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