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态的文化建设如宝塔底座一样,要有远远宽博于塔尖的体量,才能保证塔尖的高度,才可能生长出优质的文化果实;文化建设有特殊性,但也与其它建设有很大的共性,那就是需要尊重它自身的生长规律,让它的内在精神挺拔张扬起来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社会管理者从来就是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如果庞大的社会管理层普遍认为文化创造是从业人员的事,自身不走心、不投入,也没有能耐投入,那么文化自信就不容易建立起来,只有层层引领者普遍建立起“文化化人、从我化起”的生命信仰,才可能真正形成文化中国的建设场 ●在全球化的文化“冲撞”期,我们的自信除了持守,还需要吸纳与应变,吸纳不是唯洋马首是瞻,不是自我放逐与矮化。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建设时期,努力在人的心灵中建构起正确的价值信仰,凝结起以中华文化为基石的中国精神,当是应对挑战与考验最基础的工程 文化是走心的,一旦走了表皮,不仅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积累,更不可能形成文化自信,长此以往,还将养成一个民族轻薄、伪善、虚浮之气。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个“基础”“广泛”“深厚”,就是一个民族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它以集腋成裘的绵长耐心,以五千年的漫漫生长期,为今人贡献了一份绝世的骄傲与自信。 当我们回眸五千年历史,常常为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单元,以及诸多生命个体的文化创造而感动。许多闪亮的文化风景往往肩负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是以身体的匍匐大地和心灵的宽阔触摸,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从而创造出不同凡响的文化遗存,也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体现出与其文化人格一致的生命担当。当我们面对这些精神遗脉时,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两个字:走心。这些文化结晶体,都是从他们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 唯有真切的文化创造涌流久远 试想,中华文化的流脉如果不是镶嵌在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一颗颗珍珠,又怎能形成灿若星河的景象呢?这些能够持续发亮的珍珠,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过挤压、碰撞,从内心深处压榨、提取出来的干货。司马迁说,西伯被囚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处于困境才修订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方创作出《离骚》,左丘明失明才成就了《国语》,而孙膑被膑刑方撰修成《孙膑兵法》。同样,他自己也是因为受到惨绝人寰的宫刑,才愤而创作出照耀千古的皇皇大著《史记》。这些中华文明的珍珠,无不与生命个体的痛切体验有关,包括诗人杜甫,包括剧作家汤显祖,包括小说家曹雪芹,无不与身世家世的兴衰颓败有关。这样说,是不是文明成果的产生,非要其创造者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才能为之?从人类历史长河看,从中华文明的演进史看,这个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随着文明进程的改变,“膑脚”“宫刑”这些肉体酷刑也许一去不复返了,但精神心灵的酷刑永远不会在人类生活中消失,人类必然还将诞生更加伟大的灵魂,还会孕育出更加闪亮的珍珠,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问题是,生命塔尖上的人物毕竟是少之又少的,我们常态的文化建设如宝塔底座一样,要有远远宽博于塔尖的体量,才能保证塔尖的高度。这个宽博体量不是泥沙俱下的胡乱扎堆,不是海市蜃楼般的虚幻泡沫,不是技术翻新的花里胡哨,也不是金钱堆砌的空壳鲜亮,而是紧抠着大地的生命匍匐、根须深厚的脐带相连,是可以赖以负重的基石底座,是能够引体向上的坚实骨骼。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生长出优质的文化果实,从而做出这个时代应有的贡献。如果这个时代的文化在整个生长过程中,都受虚浮肿胀、技术至上、娱乐至死、乱炒剩饭、政绩工程、唯洋是从等乱象搅扰,那么,这个时代对民族文化的历史贡献就是堪忧的。 文化建设有特殊性,但也与其他建设有很大的共性,那就是需要尊重其自身的生长规律。最基本的是要让它的内在精神挺拔张扬起来,这与建设一座物理楼体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首先必须让它有安全矗立的能力。文化楼体很多是无形的,但在人的心灵上却是有形的,把这座楼盖垮了、盖倒了,其破坏性会比一座实体建筑的倒塌更加久远。因此,文化建设不是虚幻的,不是可以随意捏圆捏方捏扁的,它需要更加科学、精细的建设蓝图与施工耐心,因为它是更加真切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生命活性建设。 社会管理者应成为创造者、引领者 文化建设是一个时代的联动行为,仅靠从事文化工作的主体,进行“千里走单骑”式地攻克、跃进,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建设,是社会和平稳定、能够持续追求美好生活时的整体精神诉求,在战乱频仍、专制横行、瘟疫灾祸连连时,文化建设只能是少量文化萤火在风雨飘摇中的艰难拨亮,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繁荣兴盛。当然,和平稳定时期的文化精神诉求,也会出现平庸、实用甚或沉渣乱泛的不堪局面。因此,和平时期的文化建设应在厚纳与包容的基础上,加以有效的引领。这个引领不是简单的生拉硬拽,而是按照文化生成规律,进行有历史久远眼光的精神牵引,在适度消费后最终能提纯、凝结出民族精神文化积存。这种牵引更需要上下联动,尤其是社会管理层应自觉成为文化创造者、引领者。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社会管理者从来就是文化建设的引领者,提炼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华文化精髓的范仲淹,本身是政治家、军事家。写出《离骚》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兼管内政外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结晶,使他成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唐代的元稹、张九龄、韦庄、高适、王维、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杜牧、岑参、刘长卿等,都是刺史以上的官阶,也都更因不朽的诗名流芳千古。包括“诗圣”杜甫,也担任过社会管理角色。写过“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县令郑板桥在去官时,甚至“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他是从内心打通了政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人,为民族文化长廊留下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当然,中国古代诸多官员对文化创造的参与深度,与科举制度将一流的知识分子“尽入彀中”地吸纳进了社会管理层有关,但同时,也与“知行合一”的士人道统追求深切相关,他们都在努力雕塑着自己“立功、立德、立言”的全面人格形象,因此,他们不可能是文化创造的自甘“不懂”者、旁观者,甚或胡乱扬鞭者,他们本身就是这个舞台上的“翩翩起舞”者。明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于谦,在奉调进京赴任时,有人劝他,不带金玉,带点绢帕、蘑菇、线香之类的“土特产”总是可以的,他仰天大笑后,赋诗明志曰:“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碍阎罗话短长。”由此,“两袖清风”便成为做官的最高境界。于谦还有一首《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史称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并与岳飞、张煌言共称“西湖三杰”。倘若于谦没有留下这些诗句,他的影响力可能会大打折扣,正是“清风两袖朝天去”与“留得清白在人间”的文化创造,使一个民族英雄的个体精魂,化成了映照千秋的浩荡精神长风。 优秀社会管理者的优秀文化创造,不仅具有颇大的感召力,对自己也是一种警示与鞭策。常怀羞恶之心,常念圣贤之德,吟诵出来并传播天下是一种精神升华,更是一种生命宣示。社会管理者应该有投身创造文化的自觉,这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如果庞大的社会管理层,普遍认为文化创造是从业人员的事,自身不走心、不投入,也没有能耐投入,那么这个文化自信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只有层层引领者普遍建立起“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化人、从我化起”的生命信仰,才可能真正形成文化中国的建设场。 惟有中华文化能凝结起中国精神 文化是标签,文化更是生命的基本质地。无论在哪个舞台上行走,起支撑作用的都是文化。文化中的精神因子与文化中的价值观,是文化的统率。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的身上具备了这两样东西,就有了体统,有了风格,有了魅力。当然,如果是野蛮的精神因子,是“唯我独享”“唯我独霸”的价值观,那么也会形成相反的生命体统与风格,人们或许被其恫吓,但背过身,还都是要嗤之以鼻的。文化、文明的前提是温厚、润泽,彼此间舒适、尊重、通达、互惠,一旦形成强势对弱势的恐吓、弹压、挤兑,那么这种文化形态就是需要再文化的。一些国家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正确、最人道的文化是他们的文化,其他文化都是需要被同化、被改造,甚至被剪除的。可悲的是,我们自己也曾盲从或短视,让我们的文化坐标一度摇摆不定。 中华文化的本质是利他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是谦逊、包容的,是讲义务、讲责任、讲担当的,我们的文化自信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生存务必需要“利他”基础这一点的不息歌唱。当然,在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冲撞”期,我们的自信除了持守,还需要吸纳与应变,只是不能失了自己的骨架、血型、DNA。吸纳不是唯洋马首是瞻,不是自我放逐与矮化,世间万事万物唯有敢于并善于蓄涵接纳者,才能像老子说的那样:“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文化之事,一切的一切,都在于要走心。它不同于酒肉只穿肠而过,文化是要从人的内心、血脉里流淌循环起来,才能外化为行为范式的。今天的文化建设更应呼唤走心的文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化,而不是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大轰大嗡的“闹而不文不化”。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建设时期,各种欲望的不断攀升对精神心灵的压榨还将加剧,实现高度文明的使命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考验。努力在人的心灵中建构起正确的价值信仰,凝结起以中华文化为基石的中国精神,当是应对挑战与考验最基础的工程。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精神价值寻根,是一个民族的“长征路”,更是一个走向现代的国家用更加开阔的胸襟,重塑自己独特精神面貌的一次再出发。我们曾经走过五千年,路径明晰,世界历史的参照系也历历在目,长短有据。从这个基点上走起,相信未来我们会行进得更加阔步、稳健、自觉、自信。 (作者为陕西省行政学院党委书记)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文化自信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基石与持久保障。“文化自信大家谈”自今年9月开栏,陆续邀请7位著名专家学者阐发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与践行探索。该栏目虽告结束,有关文化自信的研讨将以其他形式继续进行。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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