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世界,村庄一直是具有寓言倾向和隐喻意义的原型意象。对寓言性和隐喻性的长期追逐,使得一些乡土文学反而呈现不出真实的农村和农民生活,成了没有乡村主体的乡土写作。近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即是对这种寓言性、隐喻性倾向的不满和反拨。在虚构领域,面对今日中国乡村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改变,乡土写作也出现了新的书写潜流,谓之以“新”虽是权宜之举,但它提示我们去关注乡土文学的新变。 新的乡土写作者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在改革开放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他们的城市生活时间甚至已经开始超过乡村生活的时间。作为一代脱离直接乡村劳作经验的写作者,乡村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乡愁还是文学理想的召唤,是自觉还是被迫,需要时间给出答案。他们的乡土写作已经开始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陆续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比如李娟、舒飞廉、沈书枝、邓安庆等作家的散文写作,回到乡村风俗礼仪、人伦风尚的呈现中,就像格非在《望春风》中所推崇的,记住那些鲜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在看似远离直接教益和宏大题旨的外形下,蕴藏着来自乡村内部的精神力量。 民国以及之前的传统中国士绅社会、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集体村社、70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户承包经营、90年代初期迄今的城市化进程……今天再来书写乡村,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乡村的漫长历史、不同类型乡村的嬗变,以及不同的思想资源。比如格非的《望春风》以一个孤儿与村庄的关系为主线,完成了对乡村几次转变中人情风尚的记忆留存;刘继明的《人境》重点处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重大变革和社会主义经验;李凤群的《大风》则把百年历史的延伸当作一个农村家庭四代人舒展心事的平台,充分展开每个人的心灵轨迹;付秀莹的《陌上》直接切入今天芳村那些站在命运风口处,随时势俯仰,进退失据的人们。在拉伸了的历史视野和清晰化的差异中,不同时段关于乡村的建构和想象,都是今天我们重新讲述乡土故事的思想资源,乡土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克服过程也是想象新的城乡关系的线索。 一个更复杂的乡村社会,目前还在经历分化,期待着转型和变革。乡村作为一种人情社会依然存在,并且延伸到城市,乡土中国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依然有它的力量。在生态环境危机严重、城市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势下,如何想象和重建一种新的健康合理的城乡关系,并由此建构一种具有主体性的乡村生活,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乡土文学的契机和方向。乡土写作的写作对象、写作者和表达方式都在发生改变,暂时的陌生、模糊、距离可能不易克服,但也可能恰恰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然主义的视野,让正处于转型期的乡土获得尽可能多的自我呈现,避免简单书写和廉价的情感,在沉默中找到书写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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