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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雯: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关于《浮生》


    2013年,《南方周末》的朱又可先生说:你在写作版开个专栏吧,写点“故事性”文字。我说:好啊,那来一组人物素描吧。这样写起了《浮生》。最初,我想过参考《米格尔大街》、《都柏林人》、《小城畸人》,很快意识到,《浮生》是完全不同的。报纸版面把每篇局限在了两千字,使它无法像真正的小说那样铺展开来。除了鲁莽而自讨苦吃的我,几人会用小说的方式写专栏呢。
    答应下来了,总要试一试。第一篇《浮生》花掉我整整三十天。写了一个中年男人,如何有惊无险地度过半辈子政治风浪。这是最为流水账的人生,芜杂琐碎,一地鸡毛。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从中找出叙述支点——这个男人的懦弱。他和寡母的冲突,他隐忍的处世态度,他被妻儿忽略的情感,皆源于他的懦弱。我据此挑选和拼接细节,又藉用细节抹去构思意图。毕竟,文字最终呈现人性的逻辑,而非作者的逻辑。
    我继而意识到,这个中年人随波逐流的秉性,是很“中国”的。于是又定下整个系列挑选人物的宗旨:有个人风貌,又具备普遍性。这与我构思小说不同。在小说中,对于人的书写是第一目的。人性需要通过情境碰撞和一次次自由选择来呈现。写到一个人内心最幽深的地方,才可能触及普遍性。但《浮生》没有迂回空间。在两千字的人生里,我不得不剔除非常态和戏剧化。我让人物从最初开始,就粘连在社会历史的图景里。而在挑选整个系列的二十六名人物时,我让他们的年龄、出生、经历,尽可能参差。其意图是完成一场关于历史的微观叙述。就像用一枚枚浮子,标志出旋涡的方向;或用一个个有色彩的点,拼出关于历史的印象派绘画。因此,也可以借用一种略为庸俗的表述:《浮生》书写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这种意图使它拥有了“非虚构写作”般的气质。
    初篇完成后,读者和编辑部的反响都不错。我拾掇勇气继续。写到七八篇时,停了下来。原因之一,是感觉把构思统统裁成两千字,未免太过浪费,也太过让人疲惫了。我调转笔头,将一篇《浮生》重写成小说。这个工作现已完成。它是一部跨度从1921年到1995年的长篇,将近四十万字,用掉我两年半时间。
    在长篇的中途,我又逐渐重拾《浮生》。有了“大部头”的比照,我反过来发现,两千字“螺丝壳”里能做的“道场”,远比想象的多。譬如,它可以是文字实验场。我之前对语言的自我要求,唯简洁准确而已。续写《浮生》后,开始揉入文言和沪语。我想用古朴的语言制造年代疏离感,也试图让人物更具地域特色。
    我从来有个习惯:只有看到人物在头脑里走动起来了,才敢动笔。最早学习写作时,人物都是一副“英译中”嘴脸。渐而随和下来,仍是满口落字成文的普通话。现在,我把上海话放进来,把做旧了的语言放进来,头脑里的人物突然有了不一样的鲜活度。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噼里啪啦说话时,带有口腔气息的唾沫向我溅射而来。
    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我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经过十多年的跋涉,我试图回到明清笔记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好在繁复的欧式长句早已被消化干净。我此刻需要做的,是逐字打磨,反复调试语感。词性的转变,虚词的取舍,节奏的口语化,句子的长短松紧。如何把字词平衡在生硬与烂熟之间,使它们产生不失流畅的新鲜感。尤其注意动词。名词决定了描述的丰富,动词则决定了生动。古典语言里的动词,往往有以一当十的风采,这是翻译体所欠缺的。比如《水浒传》中,好汉让店小二多拿些吃的,店小二便“铺”下一盘牛肉来。简单一个“铺”字,让人即刻想象画面:盘子大得豪放,几欲盖住桌面,牛肉在上头满当当摆开着。
    沪语的融入又是另一回事。我几年前曾经思考过。当时的结论是:在普通话语境下,南方方言是吃亏的,因为北方读者看不懂。后来慢慢意识到,在地域背景明确的小说中,方言可以并且应该被运用,这对人物和叙述有着双重增益。至于能否让所有汉语读者看懂,那是对写作技术的考验。方言作为一种手段,写作者有权决定它出现的疏密度,决定它和上下文的关系。
    此外还有个变化:我不再像最早的《浮生》那样标注具体年代了,而是用细节进行暗示。百来年的时局动荡,牵动了普通人家的方方面面。服饰、发型、风物、语言、精神面貌、起居细节,每种都隐藏着一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史。随手举例,为什么会有爱国布。旗袍何时开始为节省布料而降低领口。刘胡兰头、柯湘头、红卫兵头怎样交替流行。布拉吉这种裙装的盛衰,如何跟中苏关系的亲疏程度相对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故意用肥皂水洗白了的帆布工作服颜色,怎样一跃成为与国防绿海沧蓝相抗衡的流行色……我希望借助最细微处的描写,向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做出召唤。这同时也顺应了《浮生》起初的宗旨:有个人风貌,又具备普遍性。
    (文章来源:任晓雯新浪博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