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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继东创作谈:写作就是让记忆借尸还魂


    《逆位》是一个偷来的小说。
    2015年秋天,我意外地第二次进了鲁院。依然是高研班的序列,照旧是四个月的学制,但学员全来自往届高研班。据说院方曾为称谓伤透了脑筋,好不容易想出个“深造班”以示区别,民间立马有了更便当的叫法——“回炉班”,自然,我们都成了“炉渣”。这些被归并到一起的“渣”,原产自1至15号不等的“炉”。开学伊始,局面大体可以想象,自然还是原渣归原炉地玩。我们鲁十五阵容算是强大的,来了7位同学,其中就有北京的凯凯和山西的遥遥。凯凯因为儿子瓦力尚小,基本是上完课就回家,然后再在有课的前一晚坐末班地铁返校。往往尚在地铁上,凯凯便开始吆喝我和遥遥,大致那会我俩也正好外面干完一局。过不了太久,凯凯便会兴冲冲出现在我509室的门口,一手拎一袋罐装啤酒,另一手是一袋乱七八糟的零嘴。啤酒只是水,主要还是聊天。我墙上那只拉屎或者下金蛋的鸟可以作证,跟四个月里无数场天翻地覆的酒局不同,那些个晚上,三个老男人清汤寡水地在509还真聊了不少句文学。当然也不止于文学,我记得凯凯说了许多部队基层好玩的事,而遥遥经历丰富,故事跨度更大,其中几个大学校园故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每一次,当小方桌上只剩下空罐头、撕破的包装袋和满缸烟蒂时,时间往往已不知不觉滑过了子夜。
    四个月后回到绍兴,一切照旧。有一天整理文件夹,在未成稿的目录中,看到一个“湖面结冰后鱼儿去了哪里”的文档,有点好奇,点进去里面却就这么孤零零一句。当时想记下的是什么啊?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冒出来的这一句呢?根本想不起来了!再查文档日期,是在鲁院期间。于是依稀记起来,应该跟鲁院那个池塘有关。课间十分钟,大伙都会出来透透气,抽两根烟。池塘里有一群红鲤,冬天湖面结冰后就看不见了。也就只是记了一句话而已,并没有什么故事和想法。这会儿再打开,脑里忽然滑过一个场景,一男一女走过,女的看着那湖问了男的一句。接着,遥遥某晚在509说的几个校园故事跟了出来。也就是打了个转。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这样的碎念每天都有很多。我是个懒虫,一向少有拿本本记的习惯。而且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一个好的念头如果真值得你写,它自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光顾。
    不可思议的是,这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它开始频频现身了。事实上,在此之前,我的大脑里打转着好几个小说,所谓的尚不够成熟,只是拖延症患者的借口罢了。忘了是谁说的,人都有惰性,在写与不写之间,我们总是会选择不写,而在选择写什么时,我们又总会选择那个相对容易的。
    捱到6月,我不得不直面这个不断朝前挤搡的家伙。把两个主要事件贯穿起来,大框架差不多就有了。但是,还得找到那个让自己感兴趣的核。还有人物架构和人物关系的设置,还有空间和落到实处的场景,还有时间轴和关键结点。我写小说挺慢。在我的理解中,一个短篇某种意义上跟一个长篇并无区别。读者看到的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几个人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轴里的交汇。但对作者来说可不是的,谁的一生写出来不是一个长篇啊?作者必须得弄明白个中人物的人生脉络,了然他的来路,预感他的去处。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有叙述的自信。
    动笔后,小说写得挺顺。在写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背后不断推搡它的那股力其实就是记忆。键盘起落间,属于我自己的二十多年前的校园记忆扑面而来,他们就像一群暴徒,被冰封在大脑皮层的旮旯间,现在忽然就被一个故事激活。但故事对记忆的要求是苛刻的,“安静安静!”我不得不板起冷酷无情的面孔,更多的记忆只好潮水般悻悻而退。
    事实上,高中毕业后我考入的是一家财税类中专学校,但是没关系,在它的边上——只隔了一个村庄的一条街——就有一所规模可观的师范大学,而我凑巧又有一辆小说中写到的“老乡传承的”旧自行车(忘记自己毕业后把破自行车禅让给了谁,那个给我车的老乡后来倒是有着令人唏嘘的人生经历)。在这条我无数次穿越的小街上,有一家破败的曼哈顿咖啡馆,老板兼服务生叫阿香,记得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诗人俞心焦。还有一家新开张的打印店,我们的社刊《青麦田》就是在此油印的,说起来我们的副社长阿才可真是有一套,在他的花言巧语下,那个刚刚开始创业的苹果脸蛋的打印姑娘居然答应了先垫本付印,而阿才计划中资金回笼的主要渠道是去女生宿舍兜售。师大差不多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我混迹其间的理由之一是文学。师大有诸多的文学社、诗社,我跟他们玩得很嗨。中文系文学社的社长周是个“蔫蔫的小个子”,认识不久就退学流浪去了。在我临毕业那学期,他忽然又蔫蔫的出现在我的宿舍。借宿一晚,拿了我一点零化,换上我的干净袜子,他就又“充了电的吉他似的”走了。除了人与事,师大校园也是我熟悉的。在图书馆的草坪上我写过一首叫“纸牌十四行”的诗,在商业街的那家旧书店里我曾经买过一本叫《梦见苹果和鱼的安》的诗集,“学兄学姐们留下的诸多放浪的地名”中最有名的一处叫情人坡,上面有一座美术系学生用坟砖铸成的狮身人面像,不远处是音乐系的琴房。令人遗憾的是,好多年前推土机已经把它变成了一幢新的教学楼。并不都是诗情画意,也有青春残酷物语。同班有个来自海岛的女同学,临放假了刚刚食堂排队时还拉扯过行程什么的,没几天却传来她的死讯,说是晚上跟男朋友压马路时被卡车撞死了。她母亲在殡仪馆边打滚边嚎啕,父亲则立一旁不出声地哭。第二天早自习,生活委员在讲台上分信,喊着喊着突然愣在那里——打住,打住。这都是与本小说无关的私人话题了。
    有时候想想,小说家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一方面,他们总是在努力地探究和呈现,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暗暗地躲避和隐藏。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读者信以为真,但又矢口否认读者的对号入座。他们寄希望于以文字对抗遗忘,又庆幸于以写作隐身自我。在这种悖论游戏中,他们活得既痛苦又欢乐。
    初稿完成后,我邀功似的第一时间发给了遥遥及见证者凯凯。并且无耻地留言说,我偷了遥遥一个小说。遥遥回复说:挺好挺好。凯凯则给了个不怀好意的“窃笑”:这就叫先下手为强。我以小人之腹揣度:遥遥不好意思生气,可估计是后悔了。但是哈哈,木已成舟,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放上一段时间后,我就把稿子给了《收获》的王继军。2009年第一次在《收获》发小说,我的责编就是王继军老师。那个《今夜无人入眠》,是一个给我带来改变的小说,此后,发表好像变得不再是问题。但与此同时,写小说于我却变得更难了——反正我写得更少了——这实在是一件让朋友们费解也让我自己纳闷的事。
    对认可后的作品进行修改打磨,是《收获》的惯例。关于人物,关于结尾,关于题目。就我所知,至少有四位编辑先后审读过这个小说,并给出了意见。除了责编的N次沟通,程永新老师还专门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他后来在微信里说:我们不想让发在《收获》的小说留下遗憾。
    如此劳师动众,如此不厌其烦。
    我再一次确信,写作不是一件轻描淡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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