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1101084300044538357846919.jpg)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1101084300055946837941119.jpg)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1101084400006304277595719.jpg) 【光明读书会】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近日,“大众儒学经典”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丛书分为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和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包括《〈三字经〉读本》《〈朱子家训朱子家礼〉读本》《〈孝经曾子论孝〉读本》《〈大学中庸〉读本》等十三本儒学经典读本。每本书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引领大众读者走近这些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学典籍,学习儒家修身做人的义理。 此外,一场围绕“大众儒学经典”丛书和当前读经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也随之在北京大学举行。可以说,这套丛书和这场研讨活动,都与如何更好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具有密切关联。本期光明读书会整理摘选此次研讨会上较有代表性的几位嘉宾发言,供读者评判。 经典,还是要读 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关于读经,前一段时间曾讨论得非常激烈。过去二十年来,传统文化复归,确实也出现很多问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引起了社会焦虑和担心。现在儒学刚刚开始复兴,在走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弯路后,出现各种问题也合情合理。 但今天,我们讨论读经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读经活动开拓者们的积极贡献,也不是否定他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有很多学者和民间的先行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民族精神荒凉的土壤上奔走疾呼,积极开拓了读经活动潮流。所以尽管读经活动存在一些不足,但还是应该对这种开拓精神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杨汝清(苇杭书院山长兼儒家文化研究院院长):读经活动从开始、扩展、深化,到现在的冷静反思,经过了一个很可贵的尝试和努力的过程。但当下很多人提出的读经没有必要,我认为是不妥的。 读经活动发起之初,确实存在矫枉过正的行为。因为前期条件有限,只能强调跟读、背诵,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要去反思、批评,并纠正,但如果进行大批判,这个行为本身又向另外一个角度偏离了。 我总结了这些年读经活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过于偏颇。有些老师说要培养圣贤,但圣贤不是教出来的,是在学习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所以首先心态要正,不能盲目。 第二,每个人的智力发展水平不同,让所有的孩子用相同的标准读古经,是拔苗助长。读的多而不能用,知识就是死的。所以要注意,读、解、行,只读不解是不行的,知道了还要理解,还要去践行,而这个行才是孩子学习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应该让读经回归教学体制,而非放任自流。很多民间倡导读经的人士,并不懂教育规律,却已经成为主流,这也是出现问题的最大原因。我们应该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进入师资队伍,或者让具备一定学养的人与民间机构互动,才能让读经活动真正脚踏实地,发挥正面作用。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关于读经问题,我一直有一些困惑。很早以前,我曾经看到过一套给儿童的经典传统读物,翻开第一部分就有《公羊传》。这个书我只稍微接触过一点,没有完全读透,让孩子读,更不合适。 几年前扬州某大学经过研究,得出一种理念:让5至15岁的孩子把经典篇章背诵下来,就像装入一个硬盘,想用的时候再提取出来。这个理念我当时可以理解,但事后想,这些内容是否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符不符合现代教育理念?适不适合儿童发展?我拿不准,所以我既没有反对,也没有大力推广。 关于读经的探索,至今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当下面对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读。对于这个问题有过很多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经者常也,还是要读的,而且要重点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常”亦有“变”的认识,在孔子的思想中已有所表述。如《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里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可谓中国文化之“常”;而“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可谓中国文化之“变”。子张问,是否十世可知也?孔子自信地回答,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以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说文》段注云“父子相继曰世”,一世为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因”又有“损益”的认识,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辩证法的。 在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间,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而且,我们至今仍处在孔子所说的“百世”之内。所以,对于经典我们要进行传承和弘扬,否则就谈不上创新性和创造性地发展。 读经,不能只背不解 张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社会上对读经问题的争议日益激烈,我觉得要不要读恐怕已经不是大问题,怎么读才是大问题。我们20世纪50年代左右出生的这一代人,在青少年的思想启蒙时期,接受的教育模式较为单一,先背了再说,不要理解。所以我本人对只读不解这种学习方法很反感。 当然,我没有广泛调查,并不能确定这种方法是不是完全没用。很多民间人士发现,某些孩子在背诵了之后,精神面貌确实发生了改变。但我不认为这种教育方法具有社会普遍性。作为儒学研究者,我当然希望更多的孩子来读儒学经典。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国学专业人才,所以大多数儿童学国学读经典,目的只是要构建世界观、人生观。在这个意义上,选取一些经典让孩子学习、理解,才是读经的根本和深意,但再放大就过犹不及了。 李存山:我不赞成完全恢复儒学的思维方式。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哲学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肢解了经学,我们应该回到传统经学的路子。我不同意这种主张,我们对经书还是要有一点分析,不能只有经学思维方式,还是要有一些哲学思维方式。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先秦儒家与秦后儒家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或主干,儒家文化的“常道”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常道”。所以经典书中包含着“常道”,或者说较多的包含着“常道”。 但正如经书里也包含哲学思想,但不全是哲学,那么经书里也不全都是“常道”,因此并非句句是真理。比如《礼记·内则》说:“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如果《礼记》里面句句是真理,那现在女子出门就必须得把头盖上了。从古至今,在思想观念方面,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 如何把读经和“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至今仍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在教育儿童的时候,必须教给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即经书也免不了存在局限,一定要实事求是。正如王国维所言:“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 活动,须规范和引导 方朝晖:经过多年发展,民间读经非常多样化,且没有标准没有规范,当下的关键是如何规范和引导读经活动。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人性原则。既然倡导读经要建立在人性原则基础之上,就要讲究读经的方法和方式。不能一味地向孩子灌输高大理想,而是要通过趣味化的讲解,使其更加生动,更容易理解。要明确,读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自觉、人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所谓的培育圣贤。如果不符合人性原则,这样的读经方法就需要淘汰或者检讨。 第二,全面原则。当今时代与古代完全不同,古时候私塾里那种机械背诵的教育方法,是因为当时的知识结构单一,掌握四书五经等知识,几乎就可以实现社会理想。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以必须要强调,读经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也不是要为了圈层某个文化而读经。其实古人早已说过,读经应该和礼仪,甚至包括绘画、舞蹈、书法等结合在一起学习。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古代儿童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之前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洒扫是整理内务,应对即待人接物,进退即礼节,这就是从礼乐学术这些角度来讲的。所以全面原则是对人全面发展的需求,是从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出发的。 第三,阶段性原则。台湾的王财贵教授认为,孩子在幼小的时候,有些道理不可能完全理解,只能让其在记忆力最好的年纪先背诵下来。我理解王先生的话,但我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年龄,选择不同的启蒙读物,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而不要在幼小的时候就直接背四书五经。 李存山: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儿童读经要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我反对那种完全封闭式的、全日制的读经,这不适合儿童发展,也违背了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 在我国的传统教育中,读经并非孤立,比如宋代胡瑗的“明体达用”教学之法,就曾备受推崇。1896年《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关于“定课程”有云:“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分科教学或分科取士本,是宋代一部分教育家所实行过或所主张的。但是元代以后的科举只立“德行明经科”,又以八股文取士,这是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的教育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文、理、工分科教学,近代以后的中国学人绝大部分都是出自这种教育体制。现在反思起来,它所注重的是工具理性,主要传授的是实用知识,也就是它更重视“达用”,而在“明体”方面即在人文素质、道德修身的培养方面有所不足。 所以如今,不应恢复旧制,不能取代现代教育制度。而应该让读经与现代教育制度形成互补,或融为现代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当它与现代教育制度融为一体,也就是实现了“明体达用”之学。 (本报记者李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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