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0909004800000955647457019.png) 近日,作家东西携新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参加上海书展,这是他继《耳光响亮》、《后悔录》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乡村男子进城“改变命运”的故事。东西告诉记者,相比旧作,《篡改的命》离现实更近一点。“这部更极端,对自己的冲击力也更大。” 东西在接受专访中谈到:“作家就是一个接收器,张开毛孔,竖起耳朵,接收生活中的各种信息。我写这个题材是因为我本身是从乡村出来的作家,我经常在城市和乡村穿梭。穿行中我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写一个改变命运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其中会有丰富的信息。” 至于对新作的满意度,东西表示自己不做评价,等着读者评判。“写作者写出一个东西,但是到读者那还算不算一个东西?不好说。” 每一个人都是被生活撵着走的 故事中,出身乡村的汪长尺被老父寄予“改变命运”的厚望,想在城里立足,但经历了“大学录取被人顶替”、“打工领不到薪水”、“替人蹲监赚钱”等种种现实后,最终选择“妥协”——汪长尺把亲生儿子送进有钱人家,然后选择消失。他在给父亲的遗言中说:“汪家的命运已彻底改变,我的任务完成了。” “写的时候我就非常同情汪长尺这个人。我想写一种命运的改变,其实这种改变在今天是蛮难的。一个‘三无人员’(无权、无势、无存款)想改变自己,甚至想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真的蛮难的。”写到最后,东西甚至觉得小说不是虚构,而是现实。 在小说里,汪长尺的老父觉得自己的(农村)身份是可厌的。为何他会产生这种心理?东西答:“当然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是有关系的,城乡有巨大差别。所以想要填平这个差别,首先就要把自己变成城里人。” “过去我们想象的乡村的美好,比如桃花源似的,或者沈从文笔下边城式的美好感其实在消失。”在东西看来,一种美好感消失以后,就要找另一种美好,于是农村人就想到了城市,想象在城市改变自己的生活。“人才也好、自然资源也好,都在往城市聚集。因为有资源,所以人们向往。资源流失,人心也就跟着走了。” “现在乡村里多少孩子在城里挣钱,这是现实。”东西说,“如果大家都生活在桃花源里,做神仙似的,为什么还会想去改变?”在东西看来,整个商业社会剥夺了乡村人做神仙的环境。“乡村的人要过好生活,必须要挣更多的钱。” 但东西也表示,汪长尺这个形象并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其实他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代表。城市里也有身处底层的人,城里人想改变命运的心理是一样的,只是没汪长尺那么困难。”他感慨说,每个人都想改变命运,每一个人都是被生活撵着走的。 对于这部小说可能引发的思考,东西希望是“多元”的。“有人认为这是写城乡差别,有人认为草根的上升空间小,也有人认为下一代的幸福要建立在上一代的牺牲之上。如何解读就交给读者吧。” “中国式”父爱 东西向记者坦言,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只是悲观中还是有温暖。在《篡改的命》这样一部叠加了好几个残酷现实的小说里,起码还有亲情在。“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就是亲情了。” “上一辈对下一辈的爱,爱到变形。”东西说,老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希望汪长尺帮他完成,进城实际是老父想象的天堂。汪长尺进城后,才发现还有很多曾经想不到的困难,于是只能再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而下一代的改变是要有基础的,需要良好的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汪长尺悲观了,投降了,做出了“送走孩子”的举动。 “他(汪长尺)以为这是改变。”东西苦笑,“也许真的是改变了,但是这个改变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从他的角度来说,虽然是巨大牺牲,但这就是巨大的爱。就是‘只要你幸福,和我没关系也不要紧’。”东西感慨,“只有中国的父母才能做到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部也是非常‘中国式’的作品。” 尽管“送走孩子”的行为有违人伦常理,但东西坦言自己其实非常理解主人公。“我跟着人物走,进入了人物的逻辑。如果你是作者,你能想出比送走孩子更好的办法?这种方法对他来说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但凡有别的办法,中国的父亲都不会选择送走孩子。这是‘绝望里的希望’吧。” 东西联想至当下,也经常有父母说“只要你(孩子)有出息,我付出任何代价都愿意”。“在现在中国,哪一个父母不是这样的?捡垃圾的、举债的、陪孩子读书的,农村很多家庭想尽办法让孩子去读书。即便是城里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也要想尽办法让孩子出国留学。” 自我定义为一个“写作者” 写这部《篡改的命》时,东西的下笔变得越来越“犹豫”,从2013年5月写到了2015年5月下旬。过去,他写完一个段落最多看两三遍便接着往下写,直到小说完成再回头看一遍。现在,他写完一个段落至少看十遍,有的甚至二十遍,才敢往下写。“每个人写作习惯都不同,有人快,有人慢。文坛也是一个生态。我就想写自己想写的小说,表达我的内心感受。” “我觉得圈内曾有过一种风尚,好像特别注意思想、方法,但是写出的人物却是苍白的、没有血肉、情感和温度的。甚至有作家故意警惕小说中的感动。”在东西看来,小说是从“打动别人”开始的。 除了投入情感,东西还在这次写作中运用了一些电影的技巧,比如蒙太奇的运用。“在没写剧本之前,我是写不出来的。”东西承认写剧本会对写小说造成“破坏”,但也认为写剧本对写小说同样有所帮助。 他解释说,剧本要求故事性、戏剧性,这些用在小说里就会显得激烈。且剧本的呈现由导演、演员共同完成,语言上不会过度讲究。“如果先写剧本再写小说,手会生疏,要慢慢找回感觉。所以写剧本对写小说有一定的伤害。”东西说,“但另一方面,先锋小说之后,很多传统写作的东西就被抛弃了,读者看得很枯燥。要把读者叫回来,我们可能还需要故事性、丰满人物等剧本的元素。” 东西为人熟知的,是他有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比如小说《耳光响亮》、《我们的父亲》和《没有语言的生活》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统称为“后家庭伦理剧三部曲”。“其实大家现在都想开了。影视就是影视,小说就是小说,要分开对待。”目前,《篡改的命》还不确定是否会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东西告诉记者,一个作家的作品被改编,这是作家的意外收获,或者可以说是创作的利息,可以扩大作品的影响力。“但要影视作品完全复制小说、传递作家的想法,或者说小说的内涵通过影视作品完整表达出来,这是不现实的。”东西解释说,不同手法有表现差异,影视需要考虑收视率,需要更紧凑的故事,那么就要对原著有所改动。“所以现在很多作家卖了版权后也不干涉影视公司了,他还是写他喜欢的东西。其实是两回事。” 如今,东西仍然自我定义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这是高兴的事,我从高中开始就希望用笔写我所思、所想、所感。”他说,“写作还有一件幸福的事就是我的心灵可以影响到别人的心灵,我的作品可以在别人心里掀起一些微澜。这就是对一个写作者最高的奖赏。” 转自澎湃新闻,记者罗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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