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70413082300019063608904317.jpg) 《顶头锤》剧照 李晏摄 香港素有制作彰显“香港精神”及“家国情怀”的抗战题材文艺作品的传统。1962年获得第一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四项大奖的“抗战巨片”《星星,月亮,太阳》,将一男三女的恋爱故事放置在八年抗战前后的大半个中国,曾在海内外轰动一时。其前其后,电影院的大银幕上或者电视机的小荧屏里,抗战影视剧总会占据一席之地,或为战时鼓舞士气抚慰民心,或在和平年代回望感叹历史。1939年蔡楚生执导、黎莉莉主演的电影《孤岛天堂》,1984年陈冠中编剧、周润发主演的电影《等待黎明》,2010年TVB出品的电视剧《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等等,是其中几例。 上周在天桥艺术中心献演的音乐剧《顶头锤》,可视为香港文艺工作者“抗战情结”的延承之作。这部倾香港话剧团(下简称港话)全团之力,由港话联合香港舞蹈团于2008年制作的音乐剧,已在港三度公演,得奖无数广获好评。该剧讲述香港球王李惠堂1936年以队长身份率领香港南华足球队挟亚洲第一威风代表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艰辛历程,载歌载舞展示阶层有别的球员如何“化干戈为玉帛”为理想而奋斗,以及其时的香港普通民众与港英政府之间的矛盾之外,亦呈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剧中除了让本港青年学生数番走上街头号召市民与内地同胞“心连心”,更让一名隐藏身份的日本人“混入”球队。他虽“我本善良”,仍要成为国家的替罪羊。由此带出港话艺术总监、该剧编剧、导演陈敢权有关涉及抗战主题作品的当下思考,于充斥各式网络暴力的互联时代颇具意味。 与此同时,《顶头锤》证明了港话业务范畴的宽泛和技能的高超。因《都是龙袍惹的祸》、《最后晚餐》、《最后作孽》、《亲爱的,胡雪岩》等话剧而被国内观众誉为“出品必属精品”的港话,原来也是制作音乐剧的好手。而充满港话印迹的小吃摊、地方景观、足球球门等“写实道具”与多媒体影像、旋转舞台的相得益彰,粤剧等广东地方戏曲、粤语流行音乐元素与西式音乐剧音律、现场乐队演奏的中外合璧,足球动作与舞蹈语言的水乳交融,现实主义风格的表演与或高昂抒情或低缓伤感的演唱之间的自如切换,戏剧传统手段与电影剪辑手法的有机结合,严肃叙事线与幽默边角料的互相帮衬等等,则令该剧作出何为“传承与创新”的极佳示范。 港话台柱子之一刘守正饰演的郑开满带领渔村底层兄弟,和以王维扮演的林家振为中心的精英足球队较量球技一场戏,两队成员随着舞台的旋转,以花式舞蹈动作球场一较高下之际,场外的两组啦啦队也没闲着。他们以夸张好笑的肢体语言,以对唱、合唱等形式道出两位男主角日常生活的差异,以及双方均是志在必得的心态。另一场分别来自妹妹和恋人的两封书信刺激意志消沉的郑开满重拾自信的戏,则借鉴电影处理声画关系的方法,将三个时空并置于舞台。观众面对出现在多媒体中的书信内容,连理感受“见字如面”如何将郑开满治愈。 百老汇诸多经典音乐剧,与好莱坞同名歌舞片属于你中有我的伴生关系,《西区故事》、《芝加哥》等概莫如是。但华语音乐剧和歌舞片既无传统的类型根基,又缺乏现下的孕育土壤,中国音乐剧不仅无法做到与歌舞片彼此借力,近些年连赢得口碑的作品都是屈指难数。《顶头锤》能够被众多观众视作心水,与港话深谙“扬长避短”的内涵有很大关系。 该剧在剧本写作、导演手法、演员表演、舞美设计等方面充分发挥港话实力,薄弱环节的舞蹈找来上面提及的香港舞蹈团增补羽翼,音乐则请来多次斩获金马奖、金像奖、香港舞台剧奖最佳歌曲和音乐奖项的高世章全面把控。高世章的代表作之一电影《如果·爱》,是少数能够拿得出手的华语歌舞片佼佼者。 此外,《顶头锤》将广东戏曲元素嫁接剧里,也为华语音乐剧的可能成功指明一种路径,即像同样从西方舶来的中国话剧一样,从剧种样式丰富绚烂的中国戏曲中取经。岑范1962年导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李翰祥1963年执导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香港邵氏摄制的诸多黄梅调电影,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特殊的华语歌舞片。它们在娱乐方式多元的现在依旧受到追捧,表明中国式的“歌舞演故事”具备独特魅力。如果华语音乐剧以及歌舞片能够搭建合适的桥梁,让祖宗的遗产与西方的语汇,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审美基础把手言欢,大概可以扭转既不叫座又难叫好的尴尬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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