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题之一: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当然是语言的艺术。这是个最基本的母题。作家应该对语言怀有敬畏之心。俄国有个评论家说过,要从一千吨文字里去提炼一个字眼。这当然有夸张的味道。但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一个作家如果语言不过关,就是个致命的缺陷。这么说来,每年三四千部长篇小说的出版量,是不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是不是浮躁的作家们制造或者说复制了大量的语言泡沫? 当年,贾平凹把稿子贴在墙上,进行跪拜。可见他对文学的敬畏。当然,也包括对语言的敬畏。作为中国文坛的“鬼才作家”,贾氏语言风格早已形成。锤炼语言,应该是一辈子的事。 我常常思考,文学在网络时代的定位是什么?立身之本是什么?也就是说,文学的辨识度是什么?我想,文学应该是一种让生活慢下来的艺术,是一种让人品味再三、口角留香、心灵温暖的艺术。原来的文学轰动时代,离不开文学的新闻娱乐功能、精神领袖角色。但现在的问题是,新闻也好,故事也好,娱乐也好,谁能与网络争锋?网络时代的文学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网络时代的文学语言,由表及里,也许比任何时代都显得重要。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至关重要。迟子建说过,如果没有诗意的语言,再好的故事,也会味同嚼蜡。迟子建是一位同时受评论界和大众读者欢迎的纯文学作家。我在一次以《文学的想象力与诗意温暖》为题的文学沙龙演讲中,曾提到迟子建获茅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其中有一句话,描写晚霞是“太阳最后的呼吸”,语言的意境和张力可见一斑。(无独有偶,格非在《江南三部曲》里有一句“阳光像临终病人的叹息,似有若无”。)迟子建获鲁奖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小说月报》转载,两次获茅奖的著名作家张洁读了,对其结尾的诗意表达专门作了点评,认为是神来之笔。张洁说自己是写不出来的。 文学的独特性即诗性。诗人写小说,丰富了语言的想象空间和韵味。阿来本是一位诗人,却以小说蜚声文坛。他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是一则寓言,也是一部诗体小说。用诗的语言创作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无疑开启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诗性语言的摇曳多姿,总是让我们沉醉。诗人不见得都能写小说,小说家也不一定是诗人。但小说家在诗性语言上下点功夫,无疑会使小说更加丰赡,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言已尽而意无穷。 如果把小说比喻成旋律,那么语言就是跳动的音符。如果把小说比喻成一幅书法作品,那么语言就是线条。如果把小说比喻成建筑,那么语言就是砖瓦。小说家们一定要锤炼语言。如果不锤炼语言,那么小说就会被快节奏的俗世生活的洪水猛兽所吞噬。 为什么当代大部分小说速生速朽?恐怕语言不过关,是罪魁祸首。 当然,用诗的标准衡量语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将军吟》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莫应丰曾说过,越土越有诗意,土得掉渣就是诗意。莫应丰简直就是个预言家,我们现在对农家乐趋之若鹜,何尝不是在追寻“诗意的栖居”? 用诗的标准衡量语言,也不能走极端。《白鹿原》粗粝的语言,也很好。《繁花》用改造的上海方言,让人耳目一新。《江南三部曲》明白晓畅,时而来点诗意,恰到好处。《活着之上》用接地气的知识分子语言,有分寸。莫言的天马行空的狂欢化语言,彰显了创造性。 一部小说,要有那么一些惊世骇俗的语言,不多不少,作为文眼,让我们惊艳。比如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开头一句:嘭的一声,司马蓝死了。去年我去参加一位作家的小说研讨会,洋洋四十余万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一句话:啪的一声,死亡的瓦片砸在白灵的头上。刚读的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有一句:绿珠的身子有些单薄,不像家玉的那么澎湃。“澎湃”二字,境界全出,当属神来之笔。汉语言的魅力,生生不息,概源于作家们的灵光闪耀。 锤炼语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悟性第一,阅读第二,勤练第三。当代作家有个通病,读书少了,读经典少了,深层次阅读少了,浮光掠影多了。 母题之二:故事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演讲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莫言通过讲故事,走上世界文学巅峰。莫言的获奖,表明世界对中国故事的浓厚兴趣以及充分肯定。 故事与小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以文学语言为载体,载动故事,方为小说。解决小说的语言问题后,最重要的当然是讲故事。 中国小说的前身是章回体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章回体小说中的极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代代相传,故事情节,功不可没。 可以说,讲故事是中国小说的传统。讲好故事,是每个中国小说家应有的本领。当然,在文学轰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出现过淡化故事情节的小说,还有模糊文体界限的散文化小说,还有意识流等先锋小说,故事情节并没有放在小说的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有趣的是,上世纪那些风云际会的先锋小说家,在本世纪以来,要么偃旗息鼓告别文坛,要么坚持笔耕不辍,却纷纷向讲故事的小说传统靠拢。莫言宣布“大步向后撤”,向中国经典致敬。在这之前,1995年他发表的巨著《丰乳肥臀》,充分展示了他讲故事的能力。他创作的《酒国》虽然有先锋的影子,讲故事的能力却非常充沛。《檀香刑》明显汲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营养。进入二十一世纪,莫言的扛鼎之作《生死疲劳》和获茅盾文学奖的《蛙》,前者不论如何魔幻,实质上还是在讲故事,就是章节标题用的都是典型的章回体,后者在文本上创新,用了书信、戏剧等元素,但万变不离其宗——讲故事。 早年的先锋小说代表作家格非和苏童,现在都在致力于讲故事。格非无论是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隐身衣》,还是获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都有着动人的故事。我更愿意把格非的中长篇小说当作当代寓言故事来读。当然,语言精致的苏童的《黄雀记》,也可以当成寓言小说来阅读。读格非的近百万字的《江南三部曲》,我竟然被他的故事情节吸引,连吃饭时都在读。而这种情况,还是出现在十多年前读二月河《雍正皇帝》中“九王夺嫡”一卷的时候。 不久前,在《光明日报》看了一篇王安忆的演讲稿。她讲,写了这么多年小说,最后悟道,其实没有必要弄得神乎其神,把故事讲好就可以了。这也给了我一定的启悟,把故事讲好,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多么重要。 说实话,小说家们纷纷回归讲故事,与纯文学的日益式微不无关系。通过故事来吸引读者、拯救纯文学,让小众不小,成为小说家们的一种自觉。创新中回归传统,成为一种自觉。 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回归到它本来的位置,小说家们自动走上了寻根之旅。这根,也就是中国古典小说讲故事的传统资源。当然,讲故事,在传统资源中挖掘的同时,并不排斥向西方经典学习。残雪一直坚持先锋文学,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但再怎么先锋,小说家讲述动人故事,应该是矢志不渝的。 当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不断增强,汉语热已悄然兴起。中国故事,将是全球话题。中国小说家,躬逢其盛。 其实,讲好故事,并非易事。这需要作家调动文艺修养、生活库存等诸多元素。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许是讲故事的不二法门。 原载于《创作与评论》7月号下半月刊 (作者单位:湖南省散文学会) 责任编辑 佘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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