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故事的形而上学，不再只是文学考虑的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4/12/22 02:12:36 澎湃新闻 约翰·伯格 参加讨论
关键词：约翰·伯格  在故事里（Once in a story） 我们都是故事的讲述者。仰面躺下，我们仰望夜空。这里是故事的开始之处，繁星在夜晚窃走了人类的确信，时而返还以信仰。那些最早发明星座并为之命名的人，就是故事的讲述者。勾勒繁星之间假想的线条，赋予它们以形象和身份。那些串联在线上的星星就像是编织在叙事中的事件。对星座的想象当然不会改变这些星星，也不会改变周围的黑寂，但却改变了人们解读夜空的方式。 时间的问题恰如天空中的黑暗。每件事都被记录进自己的时间里。事件群聚，时间重叠，但是它们共有的时间却不会因为事件串联而延长。 饥荒是一连串的悲剧事件，但对于北斗星来说无关紧要，仿佛存在于另一个时间之中。 兔子和乌龟的寿命是由它们的细胞决定的。一个生命能存在多久，其肉身自有尺度。除非使用一种独立于兔子和乌龟的抽象概念，否则无法将两者的时间加以比较。人类引入了这一抽象概念，并像组织了一场比赛般来看谁会第一个到达终点。 人类独一无二，因为人类由两类事件构成：生物有机体事件（在这点上，与乌龟和兔子无异）和意识事件。因此，对应着这两类事件，在人的身上共存着两个时间。在一个时间里，人孕育、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而另一个时间存在于他的意识里。 第一个时间了解它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没有哲学问题。对于第二个时间，人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任何文化来说，首要任务就是理解意识时间，即理解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当代欧洲文化提供了一种解读——其他解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日趋边缘化——它构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事件的统一、抽象、单线的时间法则。据此法则，所有的”时间”都可以比较和调整。这个法则认为，北斗星和饥荒属于同一种算法，这种算法超然于两者之外。此外，人类意识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事件。这种对意识时间进行的”解读”，将意识视为被动的存在，像地质层一样。如果说现代人沦为了实证主义的牺牲品，那么它的开端，就在于否定或废除由意识事件所创造的时间。 我们实际上总是在两个时间——身体时间和意识时间中穿梭，并由此产生了身体和精神的区别。精神第一，而且高于一切，它是身体时间的核心。 在诗里（Once in a poem） 诗歌，即使是叙事诗，也不同于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关于这样或那样的战争的，最终以胜利或者失败告终，尘埃落定，一切就都走到了终点。 诗歌，不论其结局如何，穿越战场，抚慰伤者，聆听胜利者或恐惧者的狂野独白，都能带来某种平和。它不是通过麻醉或简单的安慰，而是通过承诺——所经历的一切不会消失，不会像从未发生过一样。然而，这并不是纪念碑式的承诺（人还在战场，谁想要纪念碑？）。这种承诺是语言给予这些经历的认可和庇护，这些经历亟待宣泄。 相比故事，诗歌更接近祈祷。但在诗歌中，语言并没有为谁而祈祷，而是语言自己去倾听和接受。对于宗教诗人来说，词语是上帝的第一属性。而在所有的诗歌中，词语在成为交流手段之前就已经存在。 诗歌使用着和跨国公司年报一样的词语，语法也大体类似（竞相逐利的公司算得上是现代世界最可怕的战场）。那么，诗歌如何转换语言，不再简单地传达信息，而是聆听、承诺，履行上帝的角色？ 诗歌可以使用和公司年报相同的词汇，就像灯塔和牢房可以用同一个采石场的石头建造，再用同样的灰浆浇筑一样。一切都取决于词与词的连接。各种可能的连接最后获得的效果，都取决于作者对语言的理解，不再将其视为词汇、语法甚至是结构，而是一种观念、一种存在。 诗人让语言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或者更准确地说，诗人把语言当作一个地点，一个集会地点，那里时间没有终点，又包含并承载了时间本身。 如果说有的诗歌不朽，那么这种说法比文化史上某位天才诗人的不朽意义更为深远。不朽在这里应该和死后的名声区别开来。诗歌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屈从于语言，相信语言能包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经验。 诗歌给人承诺的说法会让人误解，因为承诺是投射到未来的，而诗歌恰恰主张未来、现在和过去共存。一个现在、过去和未来都能适用的承诺更应称之为确信。 在画中（Once in a painting） 绘画是静态的。经年累月重复看一幅画，这种经验的独特性在于：历经岁月变迁，形象始终不变。诚然，形象的意义可能会因历史或个人事件而改变，但它所描绘的画面却始终不变：同样的罐子里倒出同样的牛奶，海上连绵不断的波浪，微笑和面容依旧。 有人可能会说，绘画留存了某一时刻。然而稍加思索便知这显然不对。与摄影不同，绘画描绘的那一时刻从未存在过，因此不能这样说。 在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里，在非欧洲文化的绘画里，在某些现代作品里，形象暗示着时间的流逝。观众看到画作时，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的圣人从一棵树下漫步到另一棵树下，马车从孩子身上碾过，赤裸的人走下楼梯。然而，与画面之外的动态世界相反，接下来的形象仍是静态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动静之间奇怪的对比有何意义。之所以奇怪，是因为这种动静对比显而易见，以至于看起来理所当然。 一幅画作何时完成，不在于它与存在事物的最终契合——就像一双鞋子的两只——而在于画家感知或预见了画作被观看的理想时刻。漫长或短暂的绘画过程，就是在构建这样一个时刻。当然这个”时刻”无法完全预见，也无法完全由绘画来成就。然而所有绘画在本质上都指向这一时刻。 无论是一般的画家还是绘画大师，对绘画的描述并无二致。不同之处在于画作传达的东西：当画作产生的背景（赞助、时尚和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后，画家所预见的被观看的时刻与后人真实观看时的兴趣有多接近。有些画家有个习惯，就是在创作到达某一阶段时，在镜中研究画作，然后他们会看到颠倒的图像。如果问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益处，他们会说这样可以让他们以新鲜的视角审视画作。他们在镜子里捕捉到的或许有点类似画作在未来某个时刻被解说的样子。 所有完成的画作，无论有一年还是五百年的历史，都是从过去接收的预言，是观者在当下时刻透过画布看到的东西的预言。有时预言很快耗尽，画作失声；有时预言始终纯粹，真实如初。 然而，为什么静止的绘画形象会如此扣人心弦？是什么弥补了绘画仅因静态而表现出的明显不足？ 若说绘画预言了观看体验，并不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这种预言假定人们会持续对静态形象感兴趣。为什么直至今日，这样的假设仍然合理？一般的答案是：因为绘画是静态的，所以能够建立一种视觉上”可感知”的和谐。只有静止的事物才能让人同时创作，才能如此完整。 音乐作品的演奏需要时间，因此必然有开始和结尾。绘画只有在作为物体的层面，才有开始和结尾。而在形象中，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这使得绘画的构图、和谐与形式成为可能。 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性术语既过于受限，又过于美学化。这种显而易见的对比一定有其优势：不变的绘画形式与生动的表现对象之间的对比。 静止的图像不正是说明时间的永恒吗？绘画本身是观众眼中的预言，这与现代前卫主义的观点不相干，即被误解的预言家总会在未来得到正名。过去、现在和未来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一个永恒的基础。 因为画作是静态的，所以绘画艺术的语言就是永恒的语言。然而与几何学不同，这种语言诉说的是感性、独特又短暂的东西。 镜头一刻（Once through a lens） 你和我一起写一个故事，假设有一个人物，构想他的出身，构想在他在某个时刻知道了自己命运后的情节。他开始探究和推测，假设各种情形（无限，机遇，不确定性，自由意志，弯曲的空间和时间......），这些假设与思想家推测宇宙非常类似。 这就是为什么讲故事的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哲学逻辑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处。 生活，就像活着本身一样，是一个反复讲述的故事。理性主义却否定了这一观点，认为自然规律一定是机械般程式化的。最新的科学研究倾向于表明，宇宙的运作类似人的大脑，而不是机器。我们可以把这个”大脑”想象成一个讲故事的人——尽管许多科学家认为这种想法太拟人化了。故事的形而上学，不再只是文学考虑的问题。 将我们与笔下的人物区分开来的，不是客观或主观的认知，而是我们讲的故事中这些人物的时间体验。这种区分给予我们（讲故事的人）把控全局的力量。这种区分同样让我们无能为力——在叙述开始之后，我们就无法控制这些人。因为我们被迫追随他们，穿越时间的维度，来到他们生活的时空里，用我们的视角去检视这一切。 时间和故事都属于故事中的人物。然而，故事的意义，即其之所以值得被叙述，在于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在于激励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时间。 那些读或听我们故事的人，像透过镜头般洞察故事中的一切。这个镜头就是叙述的秘密，它在每个故事中都被打磨一新，在暂时和永恒之间来回打磨。 如果说讲故事的人是“死神的使者”，那也是因为在短暂的生命中，我们在细细打磨这些镜头。  《简洁如照片》，[英]约翰·伯格著，祝羽捷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