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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伟:《南方的秘密》创作谈


    
    《南方的秘密》是一次“插队”(加塞)的写作。2011年,我写完《拯救》,原本打算接下来写另一个长篇;我已经跟几位素有交往的思想者和文学老师(教授)谈过那个小说的轮廓,甚至开始在餐茶间向朋友们来点“剧透”,也就是试着打版了。那是一个再次以人的精神世界为叙事中心的小说,许多人物正明晰地向我走来。但是,我放下了这个小说,且让已有面目的“朋友们”回到各自的风景里去逗留。我决定写《南方的秘密》,决定跟一直在我身边常态地存在的顺哥“勾兑”一番。
    为什么?这跟我一向喜欢探头探脑地观察人风或世风有关,况且我对文学的意义总是顽固地抱有期待或奢望。改变计划是因为有些基本的东西遭到冲击。
    我写《拯救》时,身在商务中,四周都是经济的人和事,我发现了自己和他人的欲望的自由与疯长,看到了太多礼乐崩坏与精神颓丧的行态,我为人心世势的糟糕演进深感悲伤。我想说这是不好的。这个社会已到了需要伦理批判的时候。我要表现失 范的欲望的灾害,探向人生的迷思(myth)与荒谬,寻找人的灵魂的安顿或曰拯救灵魂。《拯救》出版后,有一天,一位长期奔波于商场的同学的妻子给我打来电话,开玩笑地讨伐我,让我给她老公买眼药水,说他看《拯救》哭坏了眼睛。于我,只需要这么一个读者便激动不已。我的胃口由此进一步打开,以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写作还可以大有作为。看起来,我是在学习堂吉诃德精神,准备对整个经济社会实行反动。
    然而,更糟糕的事却与“反动”相伴而生。在指摘和批判世风日下的声浪中,商业和商人渐渐被贴上邪恶的标签,有一种声音居然剑指新时期的经济改革、乃至于方兴蓬勃的市场经济。恰好这时我脱离了商务,开始更多地关注思想界和文学,我几乎每天都接受到“剑指”的言论,那些言说者个个举着道德的旗帜。原来,多数人在那边(商界)没日没夜地打拼时,一些人(非商界)从国家财务室领取了工资后正向他们“磨刀霍霍”呢。而后者通常是可以操弄舆论的。如果只是少数普通民众带着个人遭际、事故、立场及情绪发出“泼掉孩子”的粗粝之论,倒也可以理解和无妨;问题是,历史遗留的“左毒”汲汲地借机发难,而一些“公知”也不问史事和不究大理,像明星一样利用在场的并不整全的舆情起哄,在进一步煽动民情的同时,推销其极左的主义,已然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撕裂。不用说,这其中有些人的动机是极其可疑的。如果他们真的“高大上”,怎么就不关心仍然必需坚持而且正在施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呢?可笑的不问吃穿的姑射神人们啊!罗素曾经理性地指出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传统美德的冲击,但罗素首先尊重更为重大的事实而认可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功绩。于是,按照逻辑的顺序,我觉得应该暂时搁下“拯救”似的写作,尽快奉出《南方的秘密》。
    我需要以逼近生活本相为前提。
    好在作品主人翁顺哥我熟。我跟他算是乡党,那里的河流有几道弯、田埂有多高、黄桶里有没有米、生产队队长怎么发脾气、灰坑里的母鸡瘦成什么样……我都晓得。我父亲虽然在县城做医生,但母亲年轻时就放弃当药厂女工回乡下务农,我和小伙伴们在雨后的田野里挖半夏,在秋天的堤坡上扫树叶(当柴火)。平原上有出跛子的风水。1980年代的中后期我在当地党报做记者,那是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经济和改革的年代。顺哥是那时的“先进典型”(全国各地都有“顺哥”)。1990年代我“下海”供职外资企业,顺哥为了企业扩张跟我所在的企业有过直接接触。我了解他。顺哥在他的时代背景下讨生活,其奋斗是不平凡的。他的事业似乎越顺溜越搞笑。那些故事在平原上流传,我既是一个好听众也是一个乐于传播的二道贩子。
    当初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一个字:穷!
    为什么穷呢?因为改掉和革掉的那些东西!
    ——这是时代的根本义理,是《南方的秘密》逼近本相的不着一字的政论。
    当然,回敬谬言是简单的。而小说,本不该跟那些谬言一般见识。小说的力量在于对生活对人生的无限仁爱与关切。如若批判,它理应来的更为宽广和深厚。的确,当我看到顺哥一歪一颠地在平原的大地上奔行时,我已经不拿“谬言”当多大回事了,我开始望着顺哥的背影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创业致富事迹分明受到政府嘉奖、官媒宣扬,而民间在羡慕与因袭的同时,却一直拿他当笑话来讲呢?
    原来呀,真实的生活跟流行的“谬言”风马牛不相及:不是最初的商品经济和后来的市场经济有问题,而是市场经济还可以更为彻底更为完好!譬如政治对经济的利用、资源的控制与输送、行政管卡与寻租、市场规则缺失等等。顺哥因为跛,率先成为一个感悟世道的黠慧的谋利者,他利用政治对他的利用,不断便利地获得商业的资源和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直至他的事业导致政治危机而被政治抛弃。人们所以讲他的笑话,半是无奈的欣赏半是借题的嘲讽。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问题在于体制与机制。文学应当抵制一切不利于人类正常生活的东西。十八大以来,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国务院进一步简政放权,先后取消和下放4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和200多项职业资格认定事项,正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和持续改善人民生活。任继愈先生曾说:中国不仅要脱穷,更要脱愚。我以为:首先要脱体(指不良体制机制),让“三脱”互动相生。在这个意义上,《南方的秘密》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呼唤与呼应!
    诚然,顺哥的命运是跳不出他的时代的。作为一个跛子,他曾经把乡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享受完了,他为此甚至很有些不好意思。新时期,他顺势先“歪”一步,奋力发展“资本主义”的胸罩业务;每当危机和机遇来临,总有上边的政治“润滑”他的经济;他一歪一颠地前行,的确顺溜得像一个笑话。他虽然两腿长短不齐,却走在一个斜面上,恰好就站正了。而作为社会的人,最初他只是一个忧残怕穷恐政的求生者,是生活的富足才让他的各种思想情感得以发育,直至成为了一个“自由人”,即使在事业上跌倒,也要“爬起来”实现人生的突围。顺哥既不是官方记录的那个顺哥,也不是民间传说中的那个顺哥,甚至顺哥自己也不太明白自己是怎样的顺哥。顺哥的故事里藏匿着许多秘密……而最大的秘密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南方的秘密》将如何叙事,这是需要考虑的。有听过我的“剧透”和看过初稿的朋友,曾经建议弄得更加魔幻一些。我表示感谢,却笑以婉拒。虽然魔幻的先师(他们自己倒不认领魔幻的封号)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可跟随魔幻是幼稚的,或者是闹眼子的。我相信全然不同的新内容必然带来全然不同的新形式。问题只在于创作者能够发掘多少新东西。“合成”的顺哥的故事已经足够有趣。何况,近几十年的现实生活的表象读者都见过的,不可以跟他们说瞎话,必须尊重。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就留给别人去编造隔代的故事,再提供给中外“文青”们欢呼吧。在这个小说里,我得捍卫活生生的生活!
    这个小说的创作差不多是开放的。我一边在文稿纸上写,一边分给编辑部的同事们帮忙打出电子版,然后我请他们一起吃午饭,听他们发表传看的意见。我担心他们给我面子,要求他们除了表扬,每次必须指出一个不论大小的问题。他们指出的问题总是对的。第一稿出来后,我打印了若干本,分别请老师、文友和同学指教。他们都给了我书面的意见。尤其是《长江丛刊》过去的常务副主编、老作家、知名编辑家陈龄先生,他除了在36万字的书稿上从头至尾写下阅批,还用一个练习本记录了十多项建议及评议。我感激他的殷殷鼓励与指点,要送他两瓶茅台,他说你要是这样就伤害了我。这个纯粹的文学人让我敬重纯粹。
    当然,这些都是有关写作的想法和态度,至于《南方的秘密》的文本实际到达了什么地步,这是不能由自己吹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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